中国社区慈善发展现状怎么样？
先看看社区慈善发展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我们首先想跟大家破解一个概念：什么是社区？
（一）什么是社区？
1.社区的概念与想象
（1）空间感。很多人会说社区是我们生活的小区。今天讲到社区，更多理解社区是以居（村）委会为单位的、街道下一级的一个行政治理单元。如果从政府从管理者的角度，社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空间单元的治理的单位，还可以像网格化治理一样，把社区再分成一个个的小格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社区不只是有空间的属性。
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这个概念应该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由著名的社会学者费孝通先生“翻译”发明。费孝通先生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期间，学校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帕克来燕京大学访学，当时他带了一本讲义，是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的。滕尼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者，古典主义社会学者，他带的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叫做Community and Society。来到中文的世界，费孝通先生和他的老师吴文藻讨论把 community翻译成了社区，就是“社会的区域”的概念，这个翻译很好，但也有学者提出这个概念从德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某种意义上弱化了滕尼斯关于community情感性、关系性和历史性的共同体的强调。
（2）有生活情感。其实社区绝对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概念，一般我们到社区调研，社区居委会或社区工作者经常会说我们的社区有多少人口多少面积，强调的还是区位概念。社区当然首先是一个地方，有空间感。但同时它更应该有生活感，意义感，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之地。因为家在社区里，所以它是一个充满了烟火气的地方。
（3）有认同感。人们经常会问说你是哪个小区的？就会产生一种比较认同，这也是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的来源。社区是情感的纽带，它有一种社交感，它也是社会空间，人们在这里形成邻里之间往来，所以社区它绝不只是一个行政管辖单元的概念。
事实上在费孝通那个年代，它所指的社区更多的是中国80%的人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叫做农村社区，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村落。和今天的城市社区相比有很大区别。中国既有农村社区，也有城市社区，还有大量城乡融合之地，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区别。
农村社区更多的像是一个熟人社会。当我们来到了岭南一个村里面，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村里的公共的空间，村口的大榕树，村口的牌坊，村口的祠堂，村口的这样的公共性空间，然后进去之后一访谈发现这里主要有大概几个或十几个姓氏，他们是基于某种血缘的关系产生的纽带的链接这种更像一个熟人社会。
而当我们来到了一个商业楼盘，里面住了十几万几十万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社区它就变成一个异质性特别强的陌生人社区。这种社区流动性特别强，甚至你无法知道你的邻居是谁的时候，我们如何产生空间感、意义感、安全感、认同感、情感和社交的感觉？
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我们处在一个快速变迁中的社会。在这样的时代洪流或潮流当中，如何感知和把握社区慈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变得尤为重要。社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表述当中，它是我们执政之根基，它是实现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的基本的来源，是我们的治理的最小的单元。基层非常重要，社区尤为重要。
究竟怎么样理解社区？它其实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今天的社区很难说它是一个完全的血缘关系的熟人的封闭的社区，因为就算是城市中的村庄也出现了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还多的状况，社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出现了倒挂。
第二，我们也看到了商业型社区，大型的这种社区可能是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断裂。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慈善何以可能？怎么理解社区，我们要抓住它的本质，关于社区的想象之一，它是国与家之间的日常生活之地。它不是国家，所以在社区里面不总是在讲政治。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它不是家，家更是一个私人场域，而社区是日常生活之地，是公与私之间，国与家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既有公共性也有私人性。
第三，当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必须看到甚至出现了脱域的或者超越空间的社区。我们刚才讲了社区那么重要，但是事实上大家觉得物理意义上社区还有从前那么重要吗？比如说更重要的也许是我手里拿的手机里的“虚拟社区”。我们每个人手机上微信里面都置顶了几个微信群，我们有工作群、同学群、好友群，每天其实都在更多和群友不断交流。
所以关于社区的另一种想象，它更是一个公共性空间，是人们建立起信任互惠和长期合作关系的一个人际网络。它和居委会没有关系，和我们的空间、社区的面积没有关系，它更多的是人们之间互动交流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网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虚拟的社区，大家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是网球爱好者，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某种身份的一种聚集的想象共同体。这是关于社区的两种理解。
2.中国的社区历程：从村居制到社区制的建设
接下来我简单从历史维度跟大家分享中国的社区制变革。中国的社区制不是自古以来有之，古代从井田制到保甲制，都是传统社区形成的基础。当回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社区历程事实上经历了从村居到社区制的一个变革。
我们看一下社区的整体变迁。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在中国的城市当中已经开始实施街居制，在城市当中设置区，区下设置街道，再下设居委会。但是那个年代的居委会或者说社区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单位的身份，因为那是一个单位办社会的年代，人们对自己是哪个社区的没有什么概念，因为社区既不充分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也不提供社会服务和支持，单位的身份属性更重要，这个时期叫单位办社会时期。从整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城市治理中社区是不太重要的。现在大家对社区的想象还是很多大妈，巡逻填表，来做一些数据的表格的统计报送。当然，今天社区仍然在做这样的事情，但社区已经被赋予更多的功能和想象。整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出现，街居制开始恢复，单位开始衰落，人开始自由的流动，市场经济呼啸而来，尤其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之后，我们注意到街道-社区居委会开始变得日益重要起来。
90年代以来社区制开始兴起。这种社区的发展其实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它是由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这个社会由单位办社会变成了政府办社会，自上而下。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政府的重视，政府的资源的注入，政府的政策的护驾保航，我们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社区自服务的空间和自组织的空间，比如我们讲到的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包括专业社工的引入，这就为我方兴未艾的“五社联动”机制埋下伏笔。党中央和政府日渐重视社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当中明确指出，城乡社区是我们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它是我们改革进程的产物，也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具体的过程。这里作为第一个知识点，给大家分享社区简史，解读社区概念。
（二）传统慈善简史
1.传统慈善精神源远流长
传统的社区慈善什么时候开始的？自古以来可以古到什么时候？我们当然可以追溯到先秦年代，追溯到百家争鸣的令人感到非常有魅力的时代，那是一个思想峥嵘的年代。中国传统慈善精神事实上源远流长，慈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你在社区中谈论社区慈善的时候，居民可能第一时间并不是想到我们如何回应党和政府的这样的要求以及人民的需求，更多的可能是回到更深远的源远流长的慈善的文化当中去寻找它的精神来源。比如在社区里问一个老人家，为什么愿意做慈善？他可能不会讲那么多宏大的政策和理论。他可能会告诉你，他是一个信奉佛教的人，是相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所以，社区慈善来源在我的理解当中，至少有以下几种非常朴素哲学的来源。
中国作为儒家大国，非常重要的代表就是儒家慈善精神，以孔孟为代表所表达的仁爱思想、以民为本思想和天下大同思想，实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孔子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这种儒家精神其实是贯彻在中国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当中，成为他们朴素的哲学的依靠。
当然，还有一些道家的思想来源，比如以老子为代表的“善恶因果论”。《道德经》有云：天之道犹张弓也。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我们讲到的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的概念的应有之义，事实上和道家有这样道理的暗合。
社区的老人有些也喜欢做志愿做慈善。这种慈善更多不是基于某种大的道理，而可能基于一种朴素的民间佛教因果观，因果报应说以达到教化、劝善、救助的相应目的。所以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慈善精神一直在社区之中，道不远矣。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社区，它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灌输下来的，也不一定是自外而内灌输进来的，事实上它一直就在社区之中，慈善精神一直扎根在社区当中，并且不断的进行实践，并且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2.传统中国社区慈善的实践类型
我们接下来看传统中国社区慈善的实践类型。根据学界对中国慈善史的梳理，中国古代的社区慈善活动始于西汉东汉年间，成熟于隋唐宋元时期。当时我们捐赠的财产设施和物品被称为这个叫做义仓；无偿供给行旅食宿的邸舍被称为义舍；我们捐助的这种社区慈善基金以前叫义仓；免费可以让大家读书的，像今天的九年义务教育，以前叫义学；捐的田地叫义田；捐的米叫义米……就像今天我们还有很多这种词汇的遗存，以前我们广东也把志愿者叫做义工。中国讲传统文化里的“仁义理智信”，义字，其实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志愿精神慈善精神。还有被称为舍堂、粥局、善堂等的这些，都是传统中国的这种社区慈善。
传统社区慈善的类型，我给大家举简单几个例子。突出社区慈善活动，比如范氏义庄，范氏义庄是北宋时期著名宰相一代名臣范仲淹先生在黄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050年期间，被贬回原籍苏州的吴县，捐钱并拿出了1000亩地所设立，它的地租就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困的成员。
但是范仲淹最早创办义范氏义庄的时候，它还是基于血缘关系，简单来说必须是我们老范家的子弟才能给予支持。随着他的二儿子后来也做了宰相的范纯仁，以及三儿子做到了尚书的范纯礼，不断继承范仲淹的慈善理念，范氏义庄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宣统年间还有5300亩田。一直到1938年，转变成了今天的苏州市的景范中学，建国后1956年的时候被政府接管。
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在我看来就是中国最早的社区慈善基金会，这是一个可以下基本结论的观点。很多人一提起社区慈善基金会，往往追溯到美国100多年前建立的克利夫兰基金会，然后谈到硅谷社区基金会等。但其实我们去研究会发现在1000多年前，在北宋年间当朝宰相范仲淹就创办了当时中国的社区基金会，而且在后期，慈善覆盖范畴从家族拓展到了地方社会。范氏义庄是中国最早的社区基金，还有包括烟台牟氏庄园等经典案例不胜枚举。其实在全国各地，你都能看到这种中国传统的慈善社区的智慧以及实践经验。当然，这些东西与现代中国有一个断裂，因为我们经历了历次运动，这些东西当时被认为是封建或陈旧，非常可惜的断裂了。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在发展社区慈善的时候，其实道不远矣！如果说西方有百年的社区慈善和社区基金的历史和传统，而中国则至少是一千多年。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潮汕地区有一种善堂文化。基本上很多社区尤其在揭阳汕头一带都有善堂，有段时间我专门去研究当地比较大的存心善堂，它在汕头市外马路那个地方，远远看像座庙，近看确实是有庙的功能，进去以后发现里面供奉着一个神像，这个神像他不像如来亦非观音，根据我们查阅古籍，起始于北宋年间，它是揭阳的一个得道高僧，当地人把它叫做大峰祖师。
《（光绪）潮阳县志》·卷十八·仙释：“大峰，不详里氏，始来自闯县西。和平里有大川横截，广而深，波流湍急。每遇风涛，行者以覆舟为患。大峰发愿欲建石梁以渡众生。闻者笑之。于是募众出资。度水之深浅高下，计木石工役。众莫测其施为。宣和癸卯，大峰悉载前所施钱归闽。人讶之。越五载，忽航海。至糗粮木石工作咸备，周岁而桥成，计十九洞。惟南北枕岸两洞未完。是岁大峰圆寂。邑人蔡贡元完之。相传大峰造桥时牒城隍及水府，潮汐不至者七日。其神异如此。里人立庙祀之，颜其堂日报德。”
传说中宋大峰祖师心地善良，由福建来到粤东潮阳和平里。他在行走乡野的途中发现：每逢大雨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当地老百姓和行商旅人就会遭受出行之苦。于是，他发愿修桥普济众生。从政和六年（1116年）至宣和五年（1123年），大峰祖师募得建桥的全部资金。他亲自踏勘地形，检测水深，选定桥址，计算所需木石、工役等各项费。当桥接近完成，大峰祖师却积劳成疾，圆寂西去。乡人悲恸，葬之于练江东岸的桥尾山上，让大师与石桥永远相伴。乡民还建了一座祠堂祭祀他，名曰“报德堂”。从此“大峰祖师”成为粤东地区民间慈善事业的化身。这就是大峰祖师的信仰传说，现在在潮汕地区比较普遍存在。所以他在当地被称为是慈善祖师爷，善堂里面大部分都是供奉着大峰祖师。
存心善堂就是潮汕地区最大的善堂之一。它看似是个庙，但它为什么不只是庙呢？因为围绕着存心善堂，人们的基于这种信仰和地域的认同，不断的进行相应捐赠，而善款就留在了存心善堂，所以它更像一个公益慈善基金会。它每年可以收到很多捐款。在清朝年间，潮汕地区社区中的养老院，较早的孤儿院，残疾人庇护工厂，甚至消防站，都是这种善堂来修建，也就意味着它甚至承担了某种意义上的政府职能。在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地方，民间社会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机制实现这运行。就是靠像这样的民间组织，人们自下而上的实现善意流动，实现社区自治。
以上是中国传统慈善社区实践的一些基本类型。
3.慈善事业的停顿（1949-1978）
我们一直是有社区慈善的，但是慈善事业在1949年到1978年有短暂停顿。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国家办社会单位办社会时期，49年之后民间所有慈善事业终止掉了，全部纳入到了社会事业统一计划管理。1951年，中央政府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在全国逐步建立起国家保障为主的方式，以全民所有制单位员工为主要对象，在单位和机关事业单位为基本管理层次的国家保障制度，建立国家承担起了社会福利的全部责任，而且排除了民间资源慈善，它甚至成为了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代表。无论是文学影视作品还是人们的日常的言谈，当时提起慈善它是非常负面的，认为都是资产阶级伪善。某大善人这是骂人的话。这个时候社区慈善让位于国家福利主义。国进民退、社区慈善让位于国家福利，单位办社区，社区空心化。
4.社区慈善的逐步兴起
1978年以后，社区慈善逐步兴起。刚才从两千年前、一千年前、一百年前讲起，其实最近四十年的社区慈善，在我看来又经历了四个阶段。
（1）社区慈善：“社区发展”时期
1978年在末期，也就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事实上这个时候的社区慈善不是由社区自下而上的，也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社区慈善是由外而内的，因为我们改革开放了，很多国际友人来了，来到中国农村的社区。所以在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中国最发达的社会组织并不只是出现在北上广深等东部沿海大都市，而且是在西北在西南。这些国际NGO，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头扎到农村社区做农村社区慈善。当时把 这股潮流叫做社区发展。也就是做扶贫工作，搞当地生计和农村组织建设，比如搞农村经济合作社，搞基层民主选举等等，这个时候他们的话语主要是讲要赋权居民，参与式发展。其实我们今天看这套理念仍然具有它的先进性。专家不以专家身份而自居，而是俯下身来告诉你，社区的人才是最懂得他们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从来不是从上面到下面完成的，也不是从外面到里面完成的，社区最终还是社区居民的社区。这是第一个阶段叫社区发展时期。
（2）社区慈善：强调市民社会精神
80年代末尤其是1992年深化改革开放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企业家群体和中产阶级的崛起，社区里面开始强调市民社会。人们理解的社区慈善更加强调通过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建构公共领域，实现公民合作共治。比如在10年前，广州市番禺区有一个叫丽江花园的楼盘，当时广州市委市政府要在这个楼盘的上风向会江村建垃圾焚烧站，结果业主自发组织起来站起来去反对。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社区公益的兴起。当然公益和慈善是要去辨析一下，它是公益，但是很难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慈善，慈善明显比公益在这个意义上会更加的窄化一些。
（3）社区慈善：现代慈善专业化阶段
2008年，因为汶川地震的发生，大量民间自助的力量和资源涌入灾区，参与抗震救灾，谱写了感人的赞歌。之后党中央国务院不断的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加大社会组织扶持力度，增持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益慈善的元年。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强调，公益慈善要专业化，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项目管理、专业的财务管理、专业的传播管理……专业专业再专业！这种专业主义让我们确实专业化了，但是专业慈善渐渐成为一种管理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社区慈善也特别强调专业化，我们大谈政府如何购买服务，社区慈善基金如何进行有效筹款，如何进行专业化项目化运作，这种潮流到今天方兴未艾。
（4）社区慈善：跨界引领社会创新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股隐秘线索，我把它梳理出来。从2000年之后，很多人在讲社区慈善不要强调它是谁来做，甚至不要强调只是慈善组织应该做的，而应该是跨界合作。比如我们今天讲“五社联动”，社区的所有的人都来搭把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甚至可以有各种跨界创新。这个时候人们开始讨论并实践一些新概念，比如公益创投、社会企业、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益金融、科技公益等等……这就是我们讲到的社会创新。创新其实是一个小点，但是它恰恰有可能把社区慈善重新定义而走出专业主义和管理主义的迷思。
以上就是简单梳理，我们讲社区慈善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的一些历史回顾。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区慈善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被视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途径。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措施，推动社区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比如说咱们成都，在四川省民政厅的指导下已经举办了第十届603社区公益慈善主题活动，形成了品牌和持续的影响力。在深圳，2014年把社区基金会的培育列入改革计划，制定了《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直接把社区基金会登记注册的门槛降到100万。现在深圳的社区基金会也在进行转型。我有一篇论文专门谈这个问题。我把深圳的社区基金会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政府主导型，第二种是商业主导型，第三种比较接近我想象中的社区基金会，举例是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社区基金会，它比较典型的体现了三个本土，即用本土资源，本土人员来解决本土的事务。上海也是较早鼓励镇、街探索成立社区基金会，2015年制定了《上海社区基金会建设指引（试行）》，北京、广州也相继出台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相关办法规定，鼓励发展社区慈善活动的政策。国家层面，从2015年提出“大力发展社区慈善”，到2023年新修订慈善法鼓励设立社区慈善组织，国家政策也一直在鼓励和促进社区慈善发展。在四川不得不提到2024年6月，四川省委社工部和民政厅联合印发的《四川省社区慈善发展指引（试行）》。2024年12月，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委社工部也联合印发了《云南省推动社区慈善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我作为专家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讨论。
中国的社区慈善和西方慈善发展路径不一样，我国社区慈善更多是以政策、资源动员以及社区动员等不同维度切入，融合历史演进、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实践创新以及案例研究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当前国内学界对社区慈善的研究主要是三种理论，一是“资源论”，有没有钱才能决定社区慈善搞得好不好；“活力论”，多元主体是否有主体意识能否形成有效链接才是决定社区慈善活力的关键；“文化论”，有没有社区慈善的沉淀、积累和传统很重要。还有一种类型，我觉得可以叫“强人论”，有的社区慈善搞得好，可能跟它的社区书记意愿和能力或当地相关干部有很大关系。我们提出了一个我国社区慈善发展的一个生态性框架，就是做社区慈善的政府部门纵横推动，主要是民政部门出台相关政策，调动枢纽型慈善组织，匹配相应的资源下沉到社区，社区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服务组织和社区慈善类组织。我在一个文章中简化了中国社区慈善发展的几个类型，政府主导型、政府＋慈善组织联合驱动型、社区居民自治型、企业社会责任型、跨界合作型等。
再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社会组织中做慈善组织认定的是13619个，同比增长了7.74%。截至2024年的10月份，全国有270万家社区社会组织，全国的社会组织现在有88万家，所以我们社会组织已经从量的增长现在变成质的飞跃。我们要不断地壮大大政府、大市场、大社会，所以社区慈善就是未来壮大社会，增加居民参与基层治理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径。
接下来，我们看看全国各地的实践情况。
首先，华北地区。我们先看一下首都北京，北京市是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党组织在慈善事业中的领导作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它的经验模式总结顶层驱动、四级网络、政策创新、品牌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慈善“组合拳”，优化慈善环境；建立四级慈善工作网络，提升捐赠可及率与普及率；发展慈善信托，举办创投大赛，激发慈善活力；通过慈善文化活动与奖项设立，广泛传播慈善文化。
天津主要是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培训、监督管理的措施，推动社区基金的规范运行。河北省探索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模式，注重队伍建设与管理，完善培训提升与激励机制。山西通过慈善奖评选活跃行善氛围，党委重视，政府推动，社会实施，公众参与。内蒙古支持各地探索慈善创新模式，精准对接需求，开展多样化慈善活动优化基金运行，以“小基金”撬动“大慈善”。
其次，华东地区。华东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历史悠久，在党和政府的指导下，社区慈善蓬勃发展。作为我国慈善事业的前沿阵地，以创新驱动，多元并进，展示了社区慈善的新风貌。上海模式主要是通过创新模式、项目驱动、慈善空间的多元性参与、政策先行、完善体制机制等，吸引多元化的主体共同参与。上海通过的枢纽型慈善组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它是构建网络，打造品牌，持续推动以及营造氛围。上海公益新天地园是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旧址，后来进行了城市的更新，成了慈善组织的入驻以及展示空间，非常有历史的厚重感。浙江是打造五级慈善体系，推动资源下沉到村和社区的慈善服务点，实现慈善服务全覆盖，积极探索产业赋能。浙江省还特别关注慈善信托，通过设立社区慈善信托，为社区慈善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资金筹集和使用方式。江苏是政策引领社区基金发展，在南京和苏州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范。山东在社区慈善事业方面大力发展社区慈善基金，以社区慈善之力解决群众的急难问题，比如在烟台采用了“一四三”模式。安徽也是政策引导，同时做社区动员，建立了社区基金的试点，比如铜陵市提出“四步工作法”，马鞍山出台社区基金管理办法。江西通过系统化推进三级平台，创新筹募，精准帮扶，强化监管与品牌建设。
第三，华南地区。华南地区以开放创新的开拓精神推动社区慈善的显著发展，广州、深圳作为经验引擎，引领经济、政治、人文全方位支持社区慈善创新。广州经验，一是战略引领。把慈善之城纳入城市发展战略，建立多层级支撑体系，全方位支持社区慈善发展。二是政策创新。推动社区慈善事业和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创设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三是模式探索。实施“慈善+社工+志愿服务”模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提供长效资金支持和运作保障。广州已经实现了所有的村居社区基金全覆盖，番禺区于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在区级层面上实现村居级社区基金全覆盖。四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与社区慈善资源互补，强化城乡慈善事业的协同发展。五是，重视经济对慈善氛围的营造，通过经济发展来带动慈善事业的繁荣。广州每个街道有一个社工站，政府每年以240万的财政资金购买服务，由社工机构入驻，派20个全职社工进行专业化社区服务。在200个镇街级社工站加挂慈善服务工作站、捐赠站、志愿者服务站相关的牌匾，所以叫慈善加社工加志愿。深圳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构建多元平台，开展慈善+活动方式有效盘活社区慈善资源。采用“社工+义工”的“双工联动”模式，提升服务的效率。“党建+公益”，推动社区服务专业化。深圳民政每年给每个社区提供民生微实事的资金，由社区社会组织或者社工机构联合社区居委会集体申请资金。两广地区积极推动“五社三站”融合发展，“五社联动”整合社区资源，推动社工服务站、慈善服务站、志愿服务站平台建设与功能融合，科技赋能提升慈善效率与影响力。海南注重社区慈善基金设立与管理，政策文件保障，信息公开，绩效评估，为海口市多样化慈善服务提供实践样本。
第四，华中地区。湖南、湖北、河南积极与共建单位联合共处，结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不断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湖北省主要依托“幸福家园”广泛地设立社区公益基金，推动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截至2024年的7月，全省已经有1.21万个村社区参与其中，总筹款额达到了10.67个亿，探索爱心超市模式来推广社区微基金，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加强活动规范管理，提高社会参与度，让群众在社区慈善活动中获得幸福感和满意度。湖南省推动社区慈善基金由自发散立，到政府引导转变，突破了参与主体由“关键少数”到全民参与的发展瓶颈。湖南社区基金叫“1+N”，两级传导和智慧富农同发力，它有一个“爱心社”慈善小程序，消费捐赠可以进行分账平台，通过常态化众筹、项目化招商、商业化造血，拓展了资源的渠道。河南是在慈善会下面，通过设立基金和开展项目的方式提升社区居民的福祉。
第五，西南地区。大家都非常了解，这就是你们的做法。我把它总结为，西南地区社区慈善事业起步较早，发展迅速，以成渝为驱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经验模式，带动周边城市乡村慈善发展。以成都为例，在社区慈善发展过程当中，通过政策引导慈善空间打造，推进社区基金（会）的发展，为成都市社区慈善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撑。成都还创新性的、经营性的重塑了社区文化，包括社区经济、社区慈善信托、社区企业，这些社字头在全国遥遥领先，商户和社区共赢方式推动了社区慈善的自我造血。而且成都成立了社治委这样一个级别非常高的党委部门，由组织部长、常委来兼任，体现了对社会治理，包括社区治理，尤其是社区慈善极端的重视性。重庆，近几年每年腾讯99公益日筹款都达到全国前三，它在推动社区慈善服务和基金设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发布了城乡社区慈善基金设立和管理的指引，为社区慈善基金规范运作提供制度性保障，推动城乡社区开展活动，弘扬文化，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构建了覆盖城乡社区的慈善体系，促进了资源下沉到社区，激发了社会参与慈善的活力。云南注重发挥民族特色和地域性优势，发挥了“文旅+慈善”的探索，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贵州最近也成立了贵州慈善联合会，注重通过精准帮扶项目，有效解决贫困地区特殊困难群体的实际问题。同时依托设立社区基金、慈善超市等慈善阵地，打造品牌，聚焦社区老幼群体和微治理堵点。西藏以公益帮扶带动在地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注重结合本地实际，注重发挥民族特色地域优势，推动社区慈善创新发展。
第六，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在政策引领下不断创新，以多元慈善模式整合多方资源，有效提升慈善服务的覆盖面和精准度。陕西省一直是政策驱动标准引领，在全国第一个制定了全国性行业标准，出台了陕西省慈善示范性社区村居创建活动实施意见，推动发布了慈善示范社区创建指南，慈善示范社区建设更是纳入了陕西省“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当中。同时，也跟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开展“幸福家园”村社互助工程项目，全面促进了社区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已创建多个村社慈善幸福家园和关爱中心，有效解决了农村的老人的生活困难和精神孤独问题。青海试点慈善工作站建设，探索“党建引领、社会协同、群众参与”模式，围绕群众需求开展服务，深化社区慈善改革，依托资源和特色，完善阵地建设，以慈善工作站，挂牌了关爱儿童之家，蒲公英、爱心超市等平台阵地，开创多元化服务，满足群体需求。甘肃着重引导社区慈善以需求为导向，深挖资源潜力，构建需求和资源高效对接机制，推动慈善活动的常态化、多元化开展。宁夏，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注重和甘肃等省进行跨界合作，共享信息平台，动员社会力量，提高慈善事业的效率和影响力。新疆慈善总会和深圳招商局集团合作实施“善乐食坊”项目，有效改善了老年人的用餐环境，通过慈善助力基层治理与定向募捐项目结合助力乡村振兴，推进了社区慈善基金建设形成“金麦穗”“繁星”等相关品牌。
最后，东北地区。在政府引导下资源精准下沉，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和民生的相关服务提升。黑龙江省在全省推动慈善资源“五进”基层工作法，同江市作为典型代表，通过设立社区慈善基金，开展微心愿等方式，精准对接需求，营造氛围。辽宁也试点开展了“幸福家园”慈善工程，推动资源精准下沉到社区，大连已经实现了社区基金的全覆盖。吉林提出了“慈善+社区”的模式，通过加强制度化设计，实现框架化布局、机制化管理、平台化服务，聚焦规范运作，依托专业力量整合社区资源，精准救助困难群众，包括赋能社区人才，强化项目监管。
以上是全国各地的一些案例呈现，时间关系，带领大家简单了解，也难免挂一漏万。我今天的发言有些只是点到即止，其实每个案例后面都有大量数据和案例的支撑，展开都可以详细分析讨论，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会后进行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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