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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活下去,还是先守住初心?李涛: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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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yi020工作人员 发表于 昨天 10: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日前,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发布了一份重磅研究报告——《从信念到行动:公益组织价值伦理体系建设需求研究报告》。这是国内首次针对公益组织价值伦理体系开展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数据令人震撼:96.4%的管理者能清晰阐述机构使命,但仅有19.1%的机构拥有成文的伦理规范。超过三成的机构无法让全员理解使命,近四成社会服务机构管理者表示可能因生存压力接受与使命不符的资金。


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行业真相:使命人人会说,伦理却鲜有落地。“高认同、弱执行”不是某个机构的偶然失误,而是整个公益行业的结构性困境。当价值使命无法转化为具体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公益组织就只能在口号与现实的夹缝中挣扎,靠直觉而非理性应对波折,靠个人尺度而非专业标准做出判断。这背后,是公益组织职业化与专业化的核心命题。


基于这份报告的发现,我们走进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北京协作者),与创始人李涛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从数据反差到隐性伦理,从资源困境到使命坚守,从专业教育到实务研究,这场对话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在生存压力日益加剧的当下,公益组织如何守住初心,又如何让信念真正落地?


数据背后的沉重:96.4%与19.1%的落差


马广志: 报告中有一个非常刺眼的数据对比:96.4%的管理者能说清使命,但只有19.1%的机构有成文的伦理规范。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时的反应是什么?


李涛: 谈不上多么震惊,更多是一种预判被验证后的沉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国内公益组织开始陆续成立,那一批机构格外注重使命引领与价值坚守。对于当时的发起者而言,厘清“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承担何种使命”、“机构定位是什么”这些根本命题,是成立机构前不言而喻的前提。我心里一直清楚,历经二十余年发展,行业越发偏重工具化、方法论层面的建设,使命与初心却渐渐被边缘化。可当数据真正呈现、假设得到印证时,心底还是觉得很沉重。  


这组数据一方面表明,公益行业里仍有许多人重视使命;但另一方面,仅有不到两成的机构拥有成文的伦理规范,也说明我们的价值理念并未转化为有效的组织治理体系,更没有落地为可执行的理性管理工具。大家大体知道方向,却缺少一张清晰的航海图—— 不知道该如何稳妥抵达。使命往往只停留在价值倡导层面,一旦遭遇波折,组织只能依赖直觉行事,而非理性与制度


价值伦理体系是构成一个职业或专业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如同医学、法学等成熟专业,其成立离不开三大支柱:第一是价值使命与伦理规范,第二是理论体系,第三是方法与工具。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完整的专业系统。公益组织目前最核心的第一要素——将价值使命转化为成文伦理规范普遍缺失,这意味着公益行业的职业化与专业化尚不成熟,甚至还未形成雏形。此外,行业也缺乏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传承的具体方法。


马广志: 96.4%的管理者能清晰阐述使命,但只有62.1%的机构能做到全员理解,这个落差卡在哪里?


李涛: 核心卡在两点。第一,使命价值本身偏抽象宏大,却缺少把它转化为成文制度的技术方法,最终往往沦为 “墙上的口号”。第二,使命没有有机嵌入组织治理,战略规划、项目筛选、执行管理、评估决策等关键环节,都没有把使命作为核心判断标准。


简言之,一是缺技术方法,无法把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规则;二是缺落地意识和能力,没能把使命融入治理与服务全流程。


马广志:缺乏这套体系,问题是否出在机构负责人的理念不足上?


李涛: 这是整个行业的普遍缺失。绝大多数负责人对使命高度重视,也清楚 “应然” 的方向,却缺乏把理念落地为 “实然” 的技术方法。专业化能力不足,单靠意愿无法实现。


举个例子,一家儿童服务机构提出 “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应该被世界听见”,这个使命毋庸置疑。但在实际管理中,如何确保每一个项目选择、每一项服务设计都不偏离这一使命?没有体系支撑,只能依靠个人理解与感性判断。如果有一套从价值信念、伦理规范到具体执行准则的保障体系,结果会完全不同。


马广志: 报告中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 —— 仅有 61.8% 的社会服务机构明确表示不会接受与使命不符的资金,这意味着近四成机构可能会在资金面前妥协。您如何看待这 “近四成” 的现象?


李涛:首先有一个基本判断:如果一家组织的使命定位清晰,最优选择一定是匹配自身使命的资金。当组织不得不放宽标准、甚至妥协时,唯一的原因就是外部可选择的优质资源太少。因此我从不认为这四成机构主动放弃了使命定位,我只觉得可悲 ——我们并没有为公益组织提供足够友好、足够多元的支持环境。


问题出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宏观政策环境,这是需要反思的。我们提出社会组织要高质量发展,但高质量发展一定得有高质量的发展环境。高质量的发展环境包括:具有支持性的政策环境,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以及高度开放的社会参与环境;第二是行业层面,行业支持与保护组织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过半机构都出现类似困境,首先该反思的是行业组织;第三才是社会组织自身。但现在一出现问题,就把责任全部推给社会组织,这是不公平的。


就像教育: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成绩不好,可能是孩子的问题;但如果大多数孩子都学不好,就该反思整个教育环境了。


从使命到行动:转化难题与协作者的底线


马广志: 协作者成立 23 年,是否曾因资金压力承接过与使命不那么契合的项目?


李涛:确实有过。但我们内部设有明确底线:与使命定位不完全相符的项目,在战略规划周期内占比不得超过 30%。完全做到 100% 使命精准匹配并不现实,我们允许三类例外情况:合作伙伴遇困,需要紧急协助;突发公共事件,必须紧急介入,例如疫情;机构为保障基本生存,不得不承接的项目。但这三类情况合计不能超过 30%,一旦突破,就会出现使命偏移。


马广志: 报告提出了“隐性伦理问题”。大量伦理冲突被从业者简单理解为工作困难或沟通问题。你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李涛: 举个例子。你发现一个工作人员状态消极、被动,他说不想做了,没有价值感。这时候大部分管理者会从管理角度思考:是岗位问题?薪酬问题?很少有人会去想,他是不是遇到了伦理冲突


如果你有经验,可以引导他。他可能会说:我们当年认为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要全力以赴;但现在有KPI,要追求规模化,明明孩子有更深的需要,我们却说不做了。这时候你就知道,效率、服务对象需求、专业价值观、个人价值观、机构价值观等多个方面发生了冲突——这就是伦理冲突。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支持,那么冲突就会加剧,由此该工作人员就会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这就是伦理困境。


大量一线人员离职,并不是因为工资待遇低。你给他降薪、甚至两三个月不发工资,很多人能坚持下去,只要他觉得有价值。但如果你让他做违背初心的事,他就会走。他选择你这个机构,是因为认同你的使命定位。结果来了之后,三个月只见了一个真正有需求的服务对象,大量时间做其他服务,他就会想: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背后是价值选择的问题


马广志:报告指出,这种非伦理化解读,是体系缺失 “最为深刻、也最难以察觉” 的后果。它最终会引发哪些问题?


李涛:直接后果就是职业倦怠、服务质量下滑、人才大量流失。这两年行业里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 ——去价值化。一提到价值,就被贴上 “情怀”“卖惨” 的标签,但价值是绕不开的。


有人说 “先活下去才能谈价值”,这其实是误区。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命题。如果只是为了生存,做什么不能活?正是因为有明确的价值信念,才会诞生公益组织。


此外,你说到了关键。当前经济环境承压、政策监管趋严,社会组织正面临生存考验,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守住价值伦理。三年前我们下定决心推动这项工作,正是因为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越是动荡时刻,越能检验一个组织、一个人的根本信念。


隐性伦理与一线困境:资源有限、公平与初心


马广志: 报告中有案例提到 “有限资源被少数重度依赖者大量占用” 的困境,协作者内部是否已形成一套可公开的决策原则?


李涛:我们内部有一套三层递进式判断体系,以服务热线案例分析:


第一,不伤害与危机介入原则。比如服务热线每日总时长有限,若来电涉及生命安全等紧急危机,即便占用全部时段也应优先保障,这是生命第一。


第二,需求与目标匹配原则。协作者秉持 “助人自助” 的使命,不能只是简单给出答案,而是要协助服务对象厘清问题、提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有限服务转化为可持续的自身能力。


第三,程序正义原则。服务过程公开透明,建立明确的遴选与分配机制,例如按先来后到、提前约定服务时长等。


这三项原则是层层递进的。机构建立这套体系,能极大缓解一线人员的内心挣扎 —— 在资源有限、需求无限的伦理冲突中,有明确依据可依,避免陷入伦理困境。管理者不在现场,可能理性地要求“公平分配”,但手握有限资源的一线人员面对无数求助的双手,管理者很难体会那种强烈的情感与良心煎熬。这种由伦理抉择引发的内心挣扎反复出现,会让一线人员陷入习得性无助,最终导致人员流失。


马广志:报告还提到机构自主性与资源依赖的冲突,在实际合作中,资助方曾提出过哪些让机构难以接受的附加条件?


李涛:这类情况很常见。


第一,最普遍的是品牌露出冲突。有些项目要求修改服务名称、弱化甚至取消机构自身标识,全程只展示资助方品牌。我们的工作服是为了和服务对象建立专业信任关系,一旦全部换成资助方标识,专业关系就变味了。


第二,更严重的是强制标准化。要求完全按照资助方设定的流程与内容机械执行,不许根据服务对象情况灵活调整,既违背个别化服务原则,也彻底丧失专业自主性。


第三,是过度的数据索取。尤其是商业背景的资助方,会要求大量提交服务对象隐私信息,包括身份证、手机号、肖像等,甚至在合同中写明 “所有服务材料归资助方所有”,直接引发伦理冲突。管理者常说 “忍一忍”,但一线人员最难接受 ——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谁愿意为了经费出卖隐私与肖像?


第四,是企业志愿服务中的立场冲突。机构必须面对 “忠于谁” 的选择:优先保障企业志愿者的体验,还是坚守服务对象的核心需求?当企业主导性过强时,矛盾会非常尖锐。


这种局面下,机构既需要自身建立完善的价值伦理体系,也需要行业层面形成统一规范。行业统一的伦理规范不仅能约束行为,更能为公益组织在面对合作方不合理要求时提供拒绝的依据和专业保护。如果有明确的行业准则,机构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不是我们不配合,而是公益组织职业伦理规范明确不允许。” 压力就能有效化解。但目前行业规范缺失,每家机构、每位一线从业者都直接暴露在伦理风险之下。


四位一体框架:最难的是行为规范


马广志:报告提出了 “四位一体” 框架:价值理念、伦理原则、行为规范、保障机制。在这四个环节里,哪一个最难落地?


李涛:行为规范是最难的。价值理念大多数机构都具备,伦理原则也有基本框架,比如儿童优先原则。真正难的,是把这些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成文、可执行的条款,让一线人员能够直接参照。相对而言,保障机制在条件成熟后反而更容易建立。


马广志:如果是一家只有 5 个人、经费紧张的小型社区儿童服务机构,你建议用最低成本先做什么?


李涛:核心有两步。


第一步,重新梳理愿景、使命、价值理念,确保是团队与服务对象共同认可的内容,并正式写入员工手册。


第二步,围绕价值信念,列出5—10 条极简伦理红线。比如:任何情况下不损害服务对象利益;不触碰违法违规行为;不使用对抗式沟通;把员工关怀放在管理优先位置。


协作者 2003 年刚成立时,员工手册第一条就写着:“你要牢记,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公益组织,不得做出违背公益理念的行为。” 看上去抽象,但能让所有人明确自身身份与底线。后来我们也制定了管理者十条红线,比如 “任何情况下不得对员工呵斥、指责”。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伦理底线的。


马广志: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在伦理概念的系统性上明显更具优势。这是否意味着,公益行业的伦理建设首先要从伦理扫盲开始?


李涛:没错。第一,要主动借鉴成熟体系,最契合的就是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第二,机构内部要建立行动学习机制,因为绝大多数伦理冲突都发生在真实实践中。


我们在北京、杭州举办过两次免费培训。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伦理培训 “没用”,更想学筹款这类实用技能。但经过一小时引导,那些隐性的伦理困境就被清晰呈现出来,很多管理者坦言:这些问题困扰已久,却一直不知道根源在哪。这几年,大量公益组织都处在这种说不出的压抑与内耗中


实务机构的研究价值与“活下去”的根本命题


马广志:你在发布会上提到 “实务机构的研究价值被严重低估”。你们在向资助方或学术界推介研究报告时,是否遭遇过 “不够学术” 之类的质疑?


李涛:这种情况遇到过很多次。价值伦理议题本身偏抽象,外界普遍认为这不是实务机构能够完成的研究。这份报告我们前后筹备了三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资助方。协作者累计发布的 99 份报告里,大约一半以上都没有专项资助,是我们在日常服务中咬牙坚持完成的。但伦理研究不一样,不能依托服务顺带完成。


还有一种情况更常见:我们把完整方案提交后,对方直接告知 “决定交给高校来做”。大家严重低估了社会组织的功能,默认我们只适合做一线服务。各类会议场合,席位顺序往往是政府、企业、学者、基金会,实务机构甚至连主席台位置都没有,在研究领域同样缺乏应有的尊重


我还遇到过一个典型案例:有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以协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却从未对我们进行过访谈。有同行学者告诉我,这在圈内并不少见 —— 实务机构常常只是被当作研究对象、数据来源,而非研究主体。而恪守学术伦理规范的学者合作时会主动沟通,若研究基于机构实践,会把我们列为共同作者。


我最近在《中国社会工作报》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通过课题委托与购买服务,鼓励实务机构深度参与研究;第二,学术界为实务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开辟发表版面;第三,基金会尊重一线伙伴,设立研究类项目时明确 “实务机构优先”,并在经费中单独列支评估费用。


马广志:协作者能实现 “服务 — 研究 — 倡导” 三位一体,背后依靠的是什么机制?如果一家实务机构也想从零开始做研究,您给出的第一条建议是什么?


李涛:首先和使命定位直接相关。协作者的愿景是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怀抱着尊严和梦想,自由地行走在大地上”。要实现这个愿景,只做服务远远不够,必须推动环境改变,而改变环境就离不开研究与倡导。每个机构都应回到自身使命,判断需要什么样的策略组合。


从技术层面看,做服务本身就必须做研究:


第一,服务前要做需求评估,这就是研究 —— 弄清服务对象的真实问题与障碍;第二,服务中要做过程研究,确保不偏离目标;最后,服务后要做总结研究,沉淀有效方法与不足,并从中验证和总结提炼理论。


所以,每一位扎根一线的认真行动者,本身就是优秀的研究者,只是他们的成果没有被转化为学术主流认可的发表形式。只有尊重、认可并为他们创造条件,公益领域才能建立真正的专业权威。


马广志:如果请您对国内公益组织负责人,说一句关于价值伦理的核心建议,您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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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大家都把 “活下去” 当作当下最紧迫的挑战,但事实上,公益组织从成立那天起,就不只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实现价值使命。价值伦理能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转化为推动初心的力量;一旦缺失,钱越多,反而越会侵蚀我们的初心与底线。所以,活下去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伦理问题


-END-


来源:善达网

广州公益网由齐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于2014年创办,齐志是获民政部门认定的慈善组织,致力于链接资源为儿童提供多元化专业服务,改善乡村孩子的阅读条件和提升社区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资助及公益合作热线:18520081188(备注来意) 公益合作邮箱:admin@gzqz.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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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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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花 发表于 昨天 10:48 | 显示全部楼层
报告揭示的“高认同、弱执行”确实戳中公益行业的痛点。建议:1)机构可从小范围试点伦理守则,逐步制度化;2)同行间多交流生存与使命平衡的实操经验;3)若涉及具体合规问题,最好咨询法律或行业顾问,避免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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