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式慈善直面慈善失灵之种种，也需警惕自身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消除负面影响的路径只有回到慈善的公共性，并保持机制的开放性。
共建式慈善（Collaborative Philanthropy）是一种有效汇集或引导多方资源参与的慈善行动。其各方行动主体聚焦社会议题的长效解决机制，协同各类参与方，基于公共愿景，开展系统行动，共创可持续的社会价值。
以上概念阐述出自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的《催化慈善变革——中国共建式慈善潜力研究》专题报告。事实上，对于诸多主体共同协力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实践和理论早已有了不少探索和讨论，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提出“共建式慈善”这一概念？
逻辑起点：慈善事业的公共性
众所周知，商业领域内也存在产业链和行业协会，甚至商业联盟，其间也少不了行业共建之存在，例如行业自律规范和行业标准的制定，产业链以及商业平台的搭建等等。但是颇有意味的是，为什么商业领域不提“共建式商业”？甚至法律对此还忧心忡忡，并进而对此有所限制：例如制定诸如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等规范以规制这些“共建式”行为，甚至平台型经济实体的出现让这些担忧变得更为显性。
究其原因，与营利领域不同的是，慈善领域提出共建式慈善原因在于：其一，与商业组织提供私人物品不同的是，慈善组织（乃至非营利组织）所提供的是公共物品，或者至少为准公共物品，以解决系统性社会问题。“当社会决定对诸社会状态应采取处理措施时，这些社会状态便成了社会问题。就一种成为社会问题的社会状态而言，则是相当多的人或者说一部分相当重要人必须同意该状态违背了社会准则，它应通过集体行动加以清除、重新解决或者补救。”所以，解决系统性社会问题从来不是单一慈善组织所能够胜任，而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力合作。
其二，公益慈善的逻辑起点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共同体想象”，即价值共同体或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和构建，这直指公益慈善的本质——具有公共性的利他。因此尽管各慈善组织各自负有宗旨和使命，但是均以向社会提供具有公共性的社会服务为己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所有围绕着这一任务的所有组织和个人均具有共同的目标：解决共同的社会问题，并承担着启迪生命、保护安全和维护人类共同体得以延续的价值和伦理的使命。
共建式慈善直面“慈善失灵”
共建式慈善的意义首先在于直面当下慈善领域存在的“慈善失灵”的反思和行动。“慈善失灵”包括但是不限于：慈善资源的有限性、慈善资源的浪费、慈善的业余性和慈善的家长制。所以需要以集合式慈善、战略性慈善、专业性慈善和善治的慈善去应对。
例如针对慈善资源的有限性，共建式慈善倡导资金充沛的基金会和筹款能力强的基金会能够持久以慈善资金、或者撬动社会影响力投资等商业资金，甚至政府本就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资金（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来舒缓慈善资源有限性的问题。
针对慈善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共建式慈善更强调超越单一项目的视角，进入项目议题的整个体系当中进行思考。
共建式慈善倡导慈善领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共享，倡导“选择更难的路”去实施公益项目，拒绝简单复制和抄袭简单易行却成效甚微的公益项目，进而拒绝慈善资源的浪费。
对于慈善的业余性和随机性，共建式慈善倡导长期主义，并且在意识到社会问题需要以长期的系统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时，充分意识到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须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和协同性的；另一方面，还应引入更多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士、专业标准和专业精神来消弭慈善的业余性。
针对慈善的家长制，共建式慈善则以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协商和参与来消弭之，并且不满足于表面问题的解决，推动进行某一特定议题下的公共政策倡导，以实现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善治。
此外，共建式慈善倡导慈善组织在坚持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前提下进行自我革新与责任坚守。慈善组织首先要在公益实践中妥善平衡短期公益绩效与长期社会治理效益，拒绝功利化、短效化的公益导向，主动跳出片面比拼募捐规模和追逐筹款数据的发展误区，在快速发展的浪潮中主动沉淀，重新厘清自身的成立初衷、核心宗旨与公益使命，让组织发展始终贴合公共利益需求。
更为关键的是，共建式慈善要求慈善组织突破狭隘本位思维，涵养取舍有度、无我利他的公益格局，主动打破主体壁垒、整合社会资源，联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共同破解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慈善组织的存在价值，不在于自身体量的扩张与长久存续，而在于精准回应社会痛点、化解公共问题。
国际视野下的共建式慈善
区别于传统个体化、碎片化的项目制慈善，共建式慈善的特质在于多元协同、资源整合与系统性变革，现已成为全球慈善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
放眼世界，国际成熟实践普遍以专业机构为枢纽，整合捐赠方、公益组织、科研机构、政府与市场力量，依托协同研判、联合行动、价值共享的机制，跳出单点项目帮扶的浅层模式，聚焦社会问题的根源治理与制度性变革。
比如，美国蓝色子午线伙伴计划（Blue Meridian Partners）主打专业化、战略化的大额捐赠协同治理，核心聚焦青少年群体，破解贫困代际传递与阶层固化问题，重塑社会纵向流动通道。该机构由埃德娜·麦康奈尔·克拉克基金会孵化，汇聚盖茨基金会等19家顶尖捐赠主体，统筹超30亿美元资金，依托80人专业团队开展精细化运营。
美国蓝色子午线伙伴计划（Blue Meridian Partners）。图｜Blue Meridian Partners
它非单纯的资金聚合平台，而是具备独立研判与战略投资能力的慈善治理主体。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了结果导向的精准资助体系，摒弃传统公益被动申报模式，主动筛选经实践验证的高效公益方案，为优质社会组织提供长期、大额、非限定性资金支持。同时通过分层权责治理架构，平衡捐赠方诉求与专业运营逻辑，实现慈善资本、专业能力与社会公共价值的深度统一，为系统性社会问题治理提供了成熟范本。
印度达斯拉10-19青少年共建项目（Dasra Adolescence Collaborative）则立足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聚焦青少年尤其是女性青少年面临的教育缺失、健康保障不足、性别歧视等结构性困境，探索出跨部门、跨主体的慈善共治模式。项目以达斯拉基金会为核心枢纽，整合美国国际开发署、塔塔信托基金等20余家捐赠主体，通过8个月严格尽职调查筛选合作机构，搭建涵盖60余家社会组织的实践共同体，构建了多元协同的资源供给与落地体系。该项目确立了慈善共建的“共同所有权”机制，打破捐赠方主导、执行方被动履职的传统二元格局，推动捐赠主体、执行机构、科研智库全程参与战略制定与效果评估。
这个共建项目价值突破了表层的权益帮扶，深度介入本土社会文化变革，通过系统性干预重塑性别认知与社会观念，实现公益实践与社会文明迭代的双向赋能，为资源不均、文化壁垒较高地区的青少年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菲律宾救灾基金会（Philippine Disaster Relief Fund）聚焦本国台风灾害频发、应急资源分散、灾后重建滞后的治理痛点，构建了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社区联动的全社会共建模式，开创了共建式慈善在应急韧性治理领域的全新路径。项目由本土龙头企业发起，打破市场竞争壁垒，联动政府职能部门、基层NGO与社区力量，搭建24小时常态化应急响应中心与全国性物资调配网络，实现灾害救援、物资补给、灾后重建的一体化高效联动。
其优势在于打破公私领域、行业主体的协同壁垒，实现灾害治理的全社会资源整合与全员动员，有效解决了传统应急救援资源错配、响应滞后、力量分散的乱象。其治理逻辑兼顾短期应急救助与长期社区发展，在提升灾害处置效率的同时，重点推动灾后社区生计恢复与长效发展，充分印证了共建式慈善在公共应急治理中的独特价值与应用潜力。
中国语境下的萌芽与创新
我国慈善事业正处于范式转型的关键阶段，逐步从单点、短期、碎片化的项目制公益，转向议题聚焦、战略引领、多元协同的系统性公益，在儿童发展、公共卫生、应急治理、特殊群体帮扶等多个领域逐步形成本土化共建实践样本。
中国儿童早期发展（ECD）共建项目是国内首个机制成熟、多方深度协同的标杆性共建慈善实践，聚焦0-3岁弱势儿童早期发展资源碎片化、供给不足、区域失衡的民生痛点，破解了单一公益主体资源有限、视野局限、难以系统性破局的行业难题。
2023年，在盖茨基金会牵头推动下，多家头部公益机构联合发起共建项目。初期集结6家出资主体，联动专业执行与智库机构形成分工明晰的运作体系，2026年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加入后，共建伙伴扩容至9家，进一步夯实项目专业能力与资源基础。项目创新性建立平等共治的治理规则，通过标准化共建章程确立“一家一票、权责平等”的决策机制，构建风险共担、价值共享的公益共同体。
其核心治理逻辑是以慈善先行试点为抓手，在江西石城、北京平谷等多元城乡场景开展本土化实践，积累实证经验与成熟服务模式，最终推动优质儿童早期发展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与财政体系，实现慈善补位、政企联动的长效治理目标。
协和医学院教育基金会主导的“协和+蓝丝带”消除宫颈癌项目，是共建式慈善在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典型创新。宫颈癌全域消除并非单纯的医疗技术问题，而是涉及诊疗防控、健康宣教、政策保障的系统性社会工程，单一主体无法独立完成全域治理目标，亟须跨领域、多主体协同发力。
2026年2月，“协和＋贵医”蓝丝带共建项目团队走进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开展宫颈健康综合防治公益活动。图｜贵州医科大学
该项目打破传统单一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构建起慈善组织、医疗机构、科研智库、市场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体系。慈善主体不再局限于资金捐助的基础职能，充分发挥资源整合、共识凝聚、机制搭建的催化作用，联动各方补齐HPV疫苗普及短板、完善防控政策、提升全民健康认知，有效推动公共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助力重大疾病防控的社会化、系统化治理。
除标杆项目外，国内共建式慈善呈现多点开花的发展态势，在应急治理、罕见病帮扶、青少年素养培育等领域形成多元本土化实践。
在应急治理领域，行业借鉴国际经验，着力破解传统救灾公益资源扎堆、灾后乏力、分配不均的问题，探索常态化、制度化的跨主体协同救灾机制，推动应急公益从短期救助转向长效韧性治理。
在罕见病防治领域，北京病痛挑战基金会搭建常态化共建网络，整合医疗、教育、就业与慈善资源，破解罕见病患者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困境。
在青少年素养培育领域，“全国少年急救官”项目联动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家庭等多方力量，构建全方位的青少年生命教育与急救能力培育体系，丰富了社会公益创新范式。
多重约束与挑战
共建式慈善凭借资源聚合与系统治理的优势，成为破解复合型社会问题的重要路径。但不可否认，多元主体协同的运作模式决定了其治理逻辑更为复杂、运行门槛更高。当前，我国共建式慈善仍处于本土化探索的初级阶段，在从理念范式落地为治理实践的过程中，正面临多重约束与挑战。
首先，我们需要直面共建式慈善中权力结构的隐忧。共建式慈善往往采纳“集体影响力”模式，其核心设计之一是设立“骨干组织”来统筹全局。这一设计在理论上完美，但在实践中却极易导致权力的过度集中。骨干组织往往由资金最充裕的资助者主导，其战略偏好不可避免地会塑造整个协作网络的方向。这种“资助者主导”的权力失衡，不仅容易导致策略脱离基层实际，还会将协作网络固化为反映单一群体偏好的工具，从而削弱了共建式慈善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有效性。
其次，共建式慈善交易成本高，但是信任比较脆弱。共建体系汇聚了多元主体，为兼顾各方诉求，往往需要通过反复磋商达成集体共识。这种“共识优先”的机制虽能规避片面性，但也显著抬升了沟通成本。正如在“中国儿童早期发展（ECD）共建项目”中，仅在一个短视频项目的推进中，九家共建机构一个月内就召开了多场协调会。为了达成共识，各方甚至需要直面分歧“吵架”，这种漫长的博弈极易导致决策滞后，或在妥协中形成规避争议的“次优方案”。
与此同时，信任是共建式慈善的基石，但在公益生态中，机构间的深度协作信任难以通过制式契约快速构建。在ECD项目的实践中，各方之所以能达成“一家一票”的平等表决原则，高度依赖于多年来积累的人际与机构信任。若缺乏这种深厚的信任基础与完善的权责划分机制，在面临价值贡献认定、成果归属划分时，极易引发利益摩擦与内耗，甚至导致共建共同体解体。
第三，易致圈层固化与“马太效应”加剧。长期深度协作的共建主体，容易形成相对封闭的合作圈层，演化为资源内循环的精英公益共同体。这种趋势使得优质资金与政策话语权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基金会，广大草根社会组织因缺乏准入渠道逐渐被边缘化，容易背离慈善事业公共性、开放性的本质。
第四，顶层架构人才匮乏与评估归因难题。共建绝非简单的资金聚合，而是基于社会议题的系统性治理重构，核心需要能够统筹全局、搭建治理框架的“架构师”。但当前行业人才多聚焦于项目执行，能够跳出单点项目视角、统筹长周期议题治理的领军人才极度稀缺，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共建式慈善的落地深度与创新广度。
同时，多主体、长周期的治理特征，使得成效评估这一行业性难题变得更为困难。传统量化体系无法适配共建模式聚焦的社会观念变革与政策制度完善等隐性成效。例如在“全国少年急救官”项目中，其核心价值在于提升青少年的生命认知与推动社会安全韧性，这种深层的社会意义难以被简单的量化指标衡量。过度依赖量化指标会陷入“指标陷阱”，而弱化量化又存在标准模糊、归因困难的问题，制约了项目的迭代优化。
5月26日，红十字服务团师资走进福清侨中开展“少年急救官”公益活动，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健康教育课。图|福清市红十字会
其五，合规边界模糊与环境不确定性。多方资金归集与统一运作对法人资质提出了严苛要求。我国现行监管体系下，仅具备合法法人资质的社会组织可开展公益资金统筹，无独立法人资格的共建联合体无法独立承接资金。此外，若项目涉及境外资金参与，还需严格遵循《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等履行报备审批流程，高昂的合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运作门槛，制约了模式的灵活创新。
共建式慈善聚焦长期议题，普遍需要各方做出长期的资金投入承诺。但慈善捐赠受宏观经济环境、市场主体经营状况等多重变量影响，具备较强的不确定性。一旦核心出资方受经济波动影响缩减或终止投入，整个共建项目的资金链将面临断裂风险，直接导致长期治理进程中断，凸显了共建模式在长效运营层面的外部环境短板。
政策层面的精准赋能与制度破局
共建式慈善并非固守单一模式或推崇统一标准，其本质是慈善领域基础设施的共创、共建与共享。它推动慈善从契约式的“甲乙方资助关系”向共生式的“伙伴关系”转型。然而，要真正破除前述的权力失衡、信任脆弱、圈层固化、评估归因难以及合规边界模糊等现实障碍，亟须政策层面的精准赋能与制度破局。
其一，确立社会产权与联合治理的合法地位。针对共建式慈善中权力结构隐忧与合规边界模糊的挑战，政策应超越传统的公私产权二分法，探索确立社会产权概念，为多方资源聚合提供法理依据。
同时，构建良性的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在应急管理与社区治理等议题中，探索建立基层治理事项“白名单”制度与分类准入机制。通过明确政府与慈善力量在协同治理中的权责边界，既保障共建联合体的运作空间，又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于单一骨干组织，推动形成协同共治格局。
其二，培育枢纽型支持组织，以机制化建设打破圈层固化与马太效应。针对共建易导致资源内循环和草根组织被边缘化的问题，必须大力培育社会事业领域的支持性、中介性与枢纽型组织。
应通过公益创投、孵化专项基金等方式，引导枢纽型组织发挥连接器作用，搭建开放共享的资源对接平台。同时，鼓励建立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机制，降低草根社会组织的准入门槛，防止优质资源过度向头部基金会集中，确保共建生态的开放性与公共性，让真正深耕基层的隐性项目获得生存空间。
其三，创新长效资金蓄水池机制，赋予不动本基金以正当性与弹性空间。共建式慈善聚焦长周期议题，极易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导致资金链断裂。为此，政策应调整现行公益慈善支出比例的强制性规定，在法律层面明确不动本基金的正当性，允许部分社会资产进行稳定保值增值，为应对突发事件或长期深耕基础性议题积攒“战略储备”。
同时，探索“公益+商业”“公益+创投”等可持续运作模式，允许社区慈善项目适度开展低偿服务，破解单一依赖捐赠导致的资金断流风险，增强共建共同体的抗风险韧性。
其四，完善跨界合作的法律规范，厘清政策倡导与游说及商业营销的正当边界。针对共建式慈善中跨界合作与倡导边界模糊的隐患，需加快完善社会影响力投资、公益创投、社会企业等集公益与商业于一体行为和主体的法律规范，为破界创新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
同时，研发慈善领域倡导行为伦理准则，明确为公共利益的政策倡导与特定利益集团游说的本质区别，防范以社会倡导之名行商业营销之实。
其五，重构成效评估体系与知识产权保护，破解归因难题与创新抑制。针对共建模式长周期、隐性成效难以量化的评估归因难题，应引导建立适配共建式慈善的系统性评估框架。鼓励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与专家委员会，从单一的项目产出评估转向对社会观念变革、政策制度完善和生态网络构建等隐性价值的综合考量，避免陷入指标陷阱。
此外，须在倡导共建共享与保护社会创新之间寻找平衡。建立公益领域的智慧成果褒奖机制，防止以公共利益为名的抄袭剽窃，保障社会创新者的智力成果与声誉权益，激发行业持续向善、向新发展的活力。
总之，共建式慈善是具有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目的的概念提取，但是并不止步于概念本身。我们之所以倡导共建式慈善是因为慈善事业的宗旨和使命所在：提供公共物品，而非私人物品；对于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在利益层面的缝缝补补，更是在权利层面的持续努力。共建式慈善直面慈善失灵之种种，也需警惕自身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消除负面影响的路径只有回到慈善的公共性，并保持机制的开放性。
（作者系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金锦萍来源：
中国慈善家杂志
314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