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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一个打工者聚集的城市。在这里，外来工被冠以“金雁”的名称。
从字面上看，“金”意味着财富，“雁”是一种候鸟，通常成群结队地迁徙。正是这群往返于老家和广州之间的打工者，为广州创造了无数财富。
外来工的子女，则被称为“小金雁”。他们和父母一样，在老家和城市之间来来去去。长期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长期住在城市的，被称为流动儿童。
据统计，2016年，广州义务教育阶段已有近60万名流动儿童，每100名学生中，就有46名是流动儿童。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工厂上班，平均每天工作11到12个小时，几乎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他们大多居住在工业区附近的城郊村里，社区环境较差，存在较多安全和卫生隐患。
城中村里的环境。梁惠/摄
番禺区是广州主要的工业区之一，分布着大量流动儿童。2010年，“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2017年改名为‘火把社区’，下称小金雁）在番禺区成立，致力于改善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
针对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小金雁在城郊村内租用场地，开设了数个社区活动中心，为流动儿童提供安全、健康的活动场所。社区活动中心内亦会为儿童提供性别、安全等方面的教育课程，同时培养社区和家长骨干，令儿童、家长、社区一同成长。
一
2017年12月的一天，广州番禺区新桥村的家长们聚集在“小金雁社区公益服务中心”，讨论如何过冬至。
人称“芳姐”的刘彩芳是这场讨论的组织者，她站在家长中间，自信而有活力。在她的提议下，家长们先围成一圈做自我介绍，然后玩了几个热身游戏。
“你叫xxx吗？太巧了！我有个亲戚也叫xxx。”“玩过萝卜蹲吗？从来没有？那太好了！”在芳姐的热情带动下，大家很快熟络了起来，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芳姐（右二）带领家长们做游戏。梁惠/摄
崔丽霞带着女儿坐在一旁的角落，安静地看着她们做游戏。只有在需要她的时候，她才跑过去打打下手，时而复印资料，时而拍几张照片。如果不是刻意追问，你很难意识到她就是这家机构的负责人。
“会让自己尽量靠边一点，把中心位置留给这些社区骨干，”她谦逊地说，“他们才是真正的领袖，我不是。”
二
32岁的崔丽霞出生于广东茂名电白县，2006年来到广州读大学，专业是小学教育。大学期间，她参加了很多支教活动，经常去广东周边的农村学校教书。
“那些对我的影响挺大的”，崔丽霞说。毕业后，她没有马上工作，而是参加了团中央的“西部计划”，在广西做了半年志愿者。2010年，她回到广州，开始和流动儿童结缘。
“最初是通过网上招聘，参与到小金雁的项目里。”崔丽霞回忆道。当时，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出现了关注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而广东在这些方面较为滞后。在北京、广州两地公益人士的推动下，广州成立了小金雁，但双方的合作在一年后因为种种原因结束了。
崔丽霞一开始是项目的工作人员，后来接手了整个机构，“觉得一年打下的基础，不要了挺可惜的，就把它接下来自己做。”
小金雁的第一个项目所在地，位于番禺区的新桥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打工者社区，周围工厂林立，以五金、制造类为主。居住在这里的本地人口有6000多，而流动人口则达到了3万多。仅在小金雁登记过的流动儿童，就有700多人。
在崔丽霞工作的第一年里，小金雁借鉴北京的经验，开发了一系列游戏。崔丽霞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孩子们在社区里玩游戏。“玩得我快要吐了，”她笑着说，“玩到后来，孩子们都可以自己设计游戏，带我们玩了。”
那一年的工作，让崔丽霞看到了流动儿童自身的潜能，“如果给他们空间和资源，他们是可以跟大人做得一样好的，而且他们设计的游戏比大人的更有灵气。”
同样带给她启发的，是和社群的相处之道。以前她对社工没什么概念，大部分印象都来自港剧，“港剧里的社工给我的感觉都很高大上，很专业，又有点距离。但我发现在社区里没法用这样的套路做事，如果跟社群的黏度不够、对社区不够了解，你什么也做不了。”
一开始面对社群的时候，她有些茫然，直到她看到北京的公益同行们是如何走近社群的。“他们经常跟我说，你买菜的时候不要只卖菜，还可以认识一下老板娘什么的。我看他们和卖菜的阿姨聊得特别好，他们并没有天天待在新桥村，但他们对社区的理解比我还要深。”
崔丽霞逐渐意识到，做社群工作并没有捷径，只能日复一日地把自己投入进去，“不是说你站在外面看，而是你真的要投入感情，投入你的时间精力，把自己当做这个社区的一份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社群，她把家搬到了新桥村，结婚前都一直住在这里。接管机构后，她要求所有同事都住在社区附近，或者就住在社区里，机构的宿舍也干脆建在了新桥村。
三
小金雁在新桥村租下了一间有上百年历史的祠堂，打造了一个富有本地特色的社区活动中心。除了节假日，活动中心日常开放，每天都有孩子来玩游戏。每周一至周五放学后，还会有高校志愿者来为孩子们辅导作业。
小金雁的活动中心，在一间上百年历史的祠堂里。张烨/摄
住在新桥村，每天来活动中心工作，崔丽霞更频繁地接触到了流动儿童，也更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问题。“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孩子老打架，打得很凶，甚至大一点的小孩子之间开始约群架了。”
孩子的性教育是另一大问题。由于居住空间狭小，一些家庭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房里，父母和孩子睡上下铺，导致孩子过早地接触了性方面的信息，“很小的孩子就会模仿叫床的声音，甚至在我们活动中心的墙上画一些性器官。”
和性早熟相对的，是学习能力、生活能力的滞后发展。“有的小孩读到小学三年级，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了。有的小孩手脏得都黑了，他还可以用手抓东西吃。”
这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不能通过玩游戏解决。于是，崔丽霞开始探索课程教育。“比如说青春期的教育、社交能力、生活规范，像这些东西我们觉得都是可以通过课程去带给他们一些改变的。”
刘晶晶在小金雁负责研发课程。她来自江西的山区，大学时参加了青协，2012年来到小金雁工作。理科出身的她一开始对儿童教育并不在行，后来通过不断的自学、参加培训，才渐渐适应。
“一般来说，网络就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只能自己去查资料。比如我发现其他NGO里有专门教性教育的，我就去听他那个老师讲课，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理解去给孩子们讲。”
刘晶晶在给孩子们上厨艺课。梁惠/摄
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下，她为孩子们设计出了性教育、安全教育以及一些兴趣类课程，也总结出了自己的工作经验。“跟孩子们聊天，了解他们的需求，比如看到孩子发育了却没有戴胸罩，就会跟他们讲讲这个。”
设计课程时，她也会尽量让课程变得有趣，“比如讲月经的时候，把卫生巾剪开、倒水，让他们看里面的变化，告诉他们为什么会吸水，孩子们挺喜欢这些实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课程培训，孩子们身上出现了可喜的变化。崔丽霞发现，大概一年半之后，参加课程的孩子打架情况明显减少了，大家会寻找不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诉诸暴力。男生和女生的相处也更自然了，做游戏的时候不再害怕牵手。在生活习惯方面，孩子的卫生意识也提高了，“一些孩子回到家，会提醒父母碗放在家里，一个晚上没用了，要用水冲一下。”
然而，正当大家为课程感到满意的时候，一场悲剧却发生了。
2013年，一个常来小金雁活动中心的孩子，因为家中失火而死亡。那天是大年初八，孩子的父母在同一个工厂上班，因为要去工厂吃开年饭，就把孩子一个人反锁在家里。他们家有很多电器，过年又添了几件。结果电路短路引起了火灾，孩子未能逃生。
“那是一个8岁的孩子，而且很机灵，他其实是有充分的时间逃生的，”崔丽霞痛惜地说，“就是因为他爸妈不放心家里那些电器，在原来的两把锁之外又加了一把锁，但又忘了把那把锁的钥匙给他。他开不了门，出租屋的窗户又高，而且又是那种防盗窗。那个时候回来的人不多，他们家住得也偏，那个孩子就这样没了。”
这件事对崔丽霞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打击很大，让他们意识到只做课程还是远远不够的，“那个小孩来我们社区中心参加过安全自护的课程，每次做演习的时候，他都可以很顺利地逃脱。但是当他回到这个社区，里面有各种不确定的事，这些课程对他的成长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好像并不是的。”
诚然，孩子们能在活动中心得到庇护，也能从课程里学到知识，但在这片小天地之外，他们仍然面对无穷无尽的风险。崔丽霞认为，如今更关键的是要走出去、对社区做出改善。
“最起码再出现这种事故的时候，孩子能顺利地出来，有人可以救他。然后他家里就算电器再多，也不需要多加一把锁。真的，一把锁就够了。”
四
2013年开始，小金雁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社区改善上。机构得到了香港乐施会等多方的资助，得以开展更多社区工作，包括家庭层面的微观改善（家访、亲子沟通培训）、社区文化建设（社区艺术节、电影放映、流动乐园）、社群的组织和动员等等。
社区层面的工作，免不了要和孩子以外的大人们，尤其是家长们打交道。崔丽霞虽然是个“孩子王”，但和家长的互动却很吃力，“2014年前，我们机构最老的我都没结婚，在家长眼里我们就是一群小毛孩。谈什么育儿，人家会觉得你在开玩笑。”
成长背景是另一重隔膜，在家长们看来，这些大学生们虽然懂得很多，但跟自己不是一类人，“他们会说‘你好厉害啊，你怎么什么都懂’，一句话就能听出距离感。”
社区内的家长和孩子。梁惠/摄
面对大学生，家长也更容易产生依赖，“你安排好了，我来就好了。”在刘晶晶的课上，家长们普遍参与不多，“很多时候家长会把教育的责任推给我，比如性教育课程我做了三节课，一节是给家长的，两节是孩子的，家长来的很少。”
崔丽霞逐渐意识到，尽管机构在社区扎根多年，也提供了很多服务，但有些连结是他们无法建立的，有些事情是他们无法代劳的。
“社区的工作，只能交给社区的人自己解决。”抱着这样的信念，小金雁开始从社区居民里培养骨干，由社区骨干来带动居民参与儿童和社区工作。
芳姐是社区骨干中的佼佼者。她并非广州本地人，但会说广东话，以前在鞋厂做过工。2006年，由于丈夫在附近的工厂工作，她带着孩子来到新桥村居住。孩子上小学后，夫妻俩由于工作太忙，无法看管孩子，就把孩子送到了小金雁的课后托管服务。
一开始，芳姐只是普通家长，后来在小金雁工作人员的鼓励下，她渐渐成为社区骨干。“他们对我说，‘大姐你可以的，你来帮忙吧，’提升了我的信心，而且把我小时候的梦想也挖掘出来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名老师。”
芳姐（右）在组织活动。梁惠/摄
在鞋厂工作的时候，芳姐就因为开朗健谈的性格很受欢迎。来到小金雁后，家长们也喜欢围绕在她身边，“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会多一些感同身受，”芳姐总结道，“首先要让他们开心，抓住他们的兴趣点，比如玩个小游戏，其次是让他们觉得被需要。”
工作之余，芳姐还会不断为自己“充电”，例如看一些沟通类的书，练习沟通技巧。机构也为她提供了培训的机会，2015年，芳姐去北京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回来之后提升了自信，也更了解了公益的价值。
如今，芳姐已成为小金雁的全职人员，主要负责家长工作。她管理着200多人的家长微信群，有活动了就会提醒大家关注，“有的家长平时加班加点，但一有活动，她宁愿不加班了也要来参加。”有了家长群，家长之间的关系也更紧密了，“把家长维系起来，即使他们去了比较远的地方打工，有时也会回来。”
芳姐和社群之间奇妙的化学反应，连机构里的大学生们也自叹不如。刘晶晶回忆道：“有时跟家长沟通，家长觉得我没有生过孩子，没有经验，我就让芳姐来处理。芳姐一来，跟她们说起自己的孩子，她们就说对呀对呀，整个的距离就拉近了。”
崔丽霞也感叹道：“芳姐来了之后，效率明显提高了。现在她身边围绕着好几十个妈妈，只要她一呼唤，全都来了。”
在聘用芳姐的过程里，机构的理事会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崔丽霞却力排众议，“虽然从社工技巧来说，芳姐并不专业，带个热身游戏都能带那么久。但她就是能让家长们乐在其中。最后事情还是能做完，目标也完成了。所以，技巧不是决定性的。”
有了芳姐的成功例子，机构开始培养更多的社区骨干，而家长们也更加自发地组织起来，“她们现在推了两个妈妈出来，去参加那个早教班。学完回来以后，她们就可以开班，其他家长就出钱，来参加这个早教班，维持这两个妈妈的工资，”崔丽霞欣慰地说，“像这种连结发生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开始关心社群的事情，并且在想解决的方法了。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慢慢来。”
五
从儿童到社区，小金雁的工作不断扩展，原有的名字已不足以代表机构，而大量重名亦带来困扰。2017年，在机构成立7周年之际，小金雁通过向社区居民征名，正式改名为“火把社区”。
“火把”意味着薪火相传，而崔丽霞和同事们也在逐渐向社区居民“交棒”。
未来五年，她们将进一步为居民们打好基础，包括动员更多社区资源，组织居民月捐，减少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也包括孵化更多兴趣类社团，例如广场舞社团、学习社团，加上社区骨干的培养，一点点地把社区居民带动起来。
打好这些基础之后，崔丽霞和同事们也将“功成身退”，带着机构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同事并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我们顶多是个催化剂，主体一定还是社区里的这一帮人，”崔丽霞说，“我们对社区工作的想像，就是把这帮人给盘活了，让他们自己有能力去组织好、照顾好自己的社区。”
来源：凤凰网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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