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期“益思一会”季度主题沙龙“公益创投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优势路径”圆满举办，现场邀请了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公益创投部总监石英围绕该主题做分享。石英结合过往经验、案例分析，以及企业伙伴的需求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希望通过这场的分享，为投身于公益慈善的企业伙伴提供多一样选择——公益创投。该分享从四部分展开，以下是分享内容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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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创投是新型的公益伙伴关系和慈善投资模式，是从捐赠人到受益人的连接、支持、共创。从它的行动和目标可以看出和过往的一些传统的慈善捐赠的一个区别：目标上，资助者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公益需求的落地，而被资助者，注重完成能力建设和持续模式的创新，在资助者支持下促成成功“创业”；行动上，资助方与受资助方不再是简单的捐赠关系，更重要的是与被投资人建立长期的、深入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除了资金，资助方还可以提供管理咨询、技术支持、资源支持等。
公益创投与过往公益慈善的区别在于它有巨大的创新性，在我国，政府是最早采用公益创投方式来推动“公益创新”的主体之一。
石英将政府采买和公益创投从资助对象、资助周期、资助方式、出资方参与度、影响力评估和退出机制六个维度做了对比，认为政府采买立足于政府的需求，再由政府拨付资金让社会组织去满足该需求。
政府为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过往参与公益创投最常见的模式为“项目大赛”。一方面，通过公益创投赛事，政府可以引导社会组织以更优的方法竞争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为传统的社会服务提供补充；另一方面，通过赛事选出的优质项目，更具有创新性，更符合市场化需求，更能撬动社会资源的关注，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自2009年上海率先举办公益创投大赛以来，国内各地由政府举办的公益创投赛事遍地开花。如由国家五部委主办，深圳市民政局承办，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执行的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就已落地深圳11年；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还承办了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体关创投赛事，深圳市大鹏新区统战和社会建设局大鹏扶持计划等。通过办赛的形式，政府遴选了具有潜力的项目进行创投，优化了公益行业生态。由此可见，公益创投以资助的方式构建了政社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促使公益慈善行业往政府期待的方向发展。
十多年来，政府通过公益创投孵化了一大批优秀的创新项目，给中国公益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大批优秀公益项目完成了“天使轮”创投，让他们的运作模式更符合市场需求，为其社会化转型搭建了基础。而政府参与“投资”也成为了“获奖”项目的背书，对其社会化筹资起到了促进作用。过去一个社会组织想直接进入社区开展服务，要得到街道居委会的支持相对困难，但当其拿到政府的资助便相当于有了通行证；很多项目经过政府公益创投的多轮赋能，项目模式不断打磨，已经完成了标准化规模化的基础，像知名的喜憨儿洗车中心、潮汐计划、广州金丝带都是政府公益创投“天使轮”的成果。
政府参与公益，是为了宏观调控，响应第三次分配，履行政府职能为人民服务。企业做公益也有多重原因：如企业家个人的情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国家对上市公司ESG披露的要求，以及从企业经营实际利益出发的需求等。
最初，企业参与公益的方式以直接捐赠为主，如为重大社会事件直接捐赠资金或者物资，近些年企业参与公益的模式也在不断转变着，从传统到创新，从“不计回报”到“科学衡量”。特别是近两年，企业参与公益，更会围绕着企业战略，结合企业的产品及业务，聚焦某一社会问题的解决。其不仅关注当下解决了什么问题，也关注项目本身的运营模式和能力，以及其是否能为企业带来长线回报，这种回报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社会价值和品牌增长上的。
上图是企业参与公益关注点的提炼，企业关注项目是否能更匹配企业资源，让企业能更紧密多元的参与，创造社会价值，进而带来社会影响力。石英分享了数个企业“创新公益”案例，如东方甄选以乡村振兴为着力点，通过抖音直播带货，实现经营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双赢；星巴克关注听障人群的无声咖啡馆；klee klee结合品牌业务线，围绕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保护，提升当地女性的劳动价值的“独龙族”项目等，这些项目无一不为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以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赛为例，通过此赛事沉淀出来的优质项目已近千个，他们广泛解决了各领域的社会痛点问题，既包含了联合国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领域，也有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议题，如乡村振兴；这些项目通过政府“天使轮创投”，完成了从0到1的孵化，沉淀了市场化运作的经验，甚至很多项目机构已经实现了向社会企业的转型。当企业入场，不论是为了实现CSR目标，还是为了实现其他可持续增长的需求，这些已经被“创投”过的项目都是很好的抓手。站在“天使轮”的基础上做公益，围绕企业诉求，共同探索出一套更优解决方案，可以实现企业资源与公益资源的优质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收益最大化”。
在分享的最后，石英提到“从高塔到广场的公益探索”这一观点。
“高塔”的概念来自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出版的专著《广场与高塔》。书中，作者提到这样一种现象：在中世纪欧洲城镇，城市最中心的位置往往由广场与高塔组成。其中，广场是人们自由流动的公共空间，而耸立的高塔既是权力象征，同时也引导人潮蜂拥而至。
石英认为过去中国公益慈善是“高塔”模式，公益行业主要集中于国字头的基金会，这是特定时间、特定事件塑造的集体高潮，资源和资金会高度集中。未来，中国公益慈善会进入“广场”模式，“广场”是去中心化的，越来越多人或组织共同创造一个扁平化的公益环境。每一个参与公益的主体会将围绕自身的战略定位、资源优势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最大效能地激发中国公益的创造力，让更多企业、更多人以更多元的方式实现公益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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