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成都市第十届603社区公益慈善主题活动上，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长聘正教授朱健刚发表了题为 《重建附近，重建世界：社区慈善的中国经验与世界道路》的主题演讲。这篇近万字的演讲，既是朱健刚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深耕社区慈善、城市更新与灾后重建领域的学术总结，也是对过去十年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的一次系统性诊断与前瞻性思考。
演讲以“从‘社会繁荣’到‘社会韧性’”为核心叙事线索，提出了一组极具穿透力的核心概念——“附近”、“公益小生境”、“去伪存真”，试图回答一个宏大的时代命题：在全球动荡与基层重构的双重变奏下，中国社会的韧性究竟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
以下为演讲全文：
回首这过去成都这十年的社区建设与社区营造，真可以说筚路蓝缕，既有荡气回肠的瞬间，也有举步维艰的时刻，那么从成都出发，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基层社会的变迁，那这个词应该是什么？
在前些年，当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候，我们或许会骄傲地使用“社会繁荣”这个词。那是一个充满宏大叙事、资源丰沛、机构规模迅速扩张的时期。然而，站在当下的节点上，面对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波谲云诡、又刚刚经历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目睹了中国的基层治理从分类控制向深层治理吸纳的转型，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社会已经走出了那个单纯追求规模与数量的单纯“繁荣”期。这十年，我们所见证的、所经历的、所苦苦追求的，我称为其实是一个“社会韧性”的时代。
什么是韧性？韧性（Resilience）是社会在遭遇巨大的外部冲击、危机、甚至在其原有的生态网络发生断裂时，依然能够承受压力、实现自我修复、并在创伤中重新生长出新的生活秩序的能力。这种韧性，不在宏大的高楼大厦里，不在炫目的PPT和政绩汇报中，它恰恰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最日常、最微观的生活世界里——也就是所谓的“附近”。
今天，我将以《重建附近，重建世界》为题，结合过去多年来我们在城市更新、灾后重建以及社区治理创新中的本土行动与学术反思，与大家共同探讨：在这个动荡与重构并存的时代，我们如何通过社区慈善的微观实践，在国内外大风大浪中构建起保护我们生活的“公益小生境”；我们又该如何警惕基层治理中那些形式主义的“伪创新”，真正做到“去伪存真”；最后，这些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泥土经验，又是如何穿越国界，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场域中落地发芽，为建构一个更加具有韧性、更加温情的世界社会贡献中国智慧。
“社会繁荣”到“社会韧性”
要理解“附近”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拉长历史的视线。回顾603社区公益慈善主题活动这十年的发展历程，它不仅记录了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业的转型，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中国“政府-社会”关系的深层逻辑流变。
在社区公益慈善主题活动成立之初的那几年，整个公益界和学术界讨论的核心词汇是“政府购买服务”、“政社分离”与“多元共治”。彼时，乘着汶川地震“成年礼”的余波，数以万计的草根组织、志愿者组织和专业社工机构开始深度嵌入城市与乡村的基层网络中。社会资源的涌入、大型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以及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底层公共服务转型而释放出的政策红利，共同催生了一场高歌猛进的“社会繁荣”。那是成都就开始进入社会繁荣的时代。社区基金、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物业信托等层出不穷。不仅成都，广州、甚至、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城市都是如此。那一时期，我们乐观地相信，一个由专业组织、现代制度和跨界合作构建起来的理性公益市场能够解决基层社会的关键问题。
然而，这种建立在外部资源不断注入、制度化建制化基础上的繁荣，很快遭遇了现实的复杂挑战。正如我在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个案研究中所发现的那样，当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外来的社会组织以极其“光鲜”和现代的姿态嵌入原有的“街区权力关系”时，他们并没有如预期般迅速推动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或自治化。相反，复杂的行政体系与考核逻辑开始对社会组织施加强大的反向形塑，产生了一系列“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专业建制化”的现象。社会组织成了政府行政工作的“延展末梢”，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台账、报表和指标考核中，而逐渐失去了其最核心的社会动员力，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主体性、自主性和激情，在街区权力体系中面临逐渐“式微”的困境。
进入新时代，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更为深刻的范式转换，表现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汲取能力，开始全方位地向意识形态吸附、行政管控以及战略资源领域延伸。在这一宏大转型下，原有的单纯依赖外部资源、高度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精英化公益模式难以为继。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和基层秩序的深刻重构，原先被寄予厚望的、基于相对隔离封闭的传统社区中的参与式发展理论或单一的行政权威管理思维，在错综复杂的日常危机面前纷纷显得捉襟见肘。
然而，正是当这些外在的泡沫褪去、宏大的叙事遭遇阻碍时，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间的、顽强的“社会韧性”开始被全面激活。在分类控制和治理吸纳的双重结构下，那些极具生命力的民间公益力量并没有消亡，而是发生了一场极为关键的“向下看、向内看”的转向——它们开始回归社区，回归志愿者的自组织，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望相助，让商业与日常化的公益深度联结。
这种韧性体现在，当城市因为危机而被分割成无数个原子化的孤岛时，是街坊邻里之间自发的物资互助、是社区志愿者跨越行政边界的自我动员、是扎根在地的小微公益组织挺身而出，在庞大的国家行政机器与微观的家庭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充满温情且不可替代的社会阀门。
因此，回顾603社区公益慈善主题活动的十年，我们学会了不再用机构赚了多少钱、拿了多少政府项目、办了多少场宏大的晚会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我们学会了深入到日常生活的褶皱中，去观察社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自我修复与连接力量。这，就是从繁荣到韧性的时代范式转移。
社会韧性的锚点——寻找附近，重建附近
既然社会的韧性根植于最微观的生活世界，那么在这个流动、内卷且常常令人感到原子化孤立的现代社会中，我们该如何去寻找和锚定这种韧性？答案就在于“寻找附近”与“重建附近”。
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最近人类学家项飙在公共媒体上曾提出过“附近的消失”这一极具警示性的论断。在互联网技术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双重挤压下，现代人面临着一种奇特的生存状态：我们通过手机屏幕可以对千里之外的热点新闻评头论足，甚至对虚拟世界里的陌生人倾注极大的情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走廊对面的邻居姓甚名谁一无所知，对迈出家门后的那个物理社区、那条街道缺乏任何真正的感知与联结。我们的生活世界被抽空了，只剩下一个抽象的、宏大的总体，和一个孤独的、碎片化的自我。
当“附近”消失了，社会的韧性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物理和情感依托。因此，社区慈善在当下的核心使命，根本不是去完成一个又一个高大上的慈善KPI，而是要把社区中的普通人从悬空的、虚拟的、孤独的现代神话中拉回到地面上，在柴米油盐和具体而微的邻里交往中，重新寻找并重建我们的“附近”。
寻找附近，首先意味着对微观空间的重新寻回与公共性生产。在我们对绿色社区建设以及城市老旧小区活化的多案例研究中可以发现，社区的公共空间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由水泥、绿化带和健身器材堆砌起来的物理场所。如果缺乏居民的自主参与，哪怕政府投入再多的财政资金打造出再漂亮的社区花园，它也依然是一个冰冷、死寂、无法促进人际交往的“行政空间”。
真正的“附近”，是在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具体需求中生发出来的。比如我们在广州、深圳和成都的调研中看到的那些社区咖啡馆、小酒馆、农夫市集、乃至居委会角落里的一张议事桌。通过鼓励居民为了社区环境的微小改变、为了流浪猫的安置、为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的课后托管而走出家门，社区慈善正利用这些充满日常烟火气的载体，重新组织起城市社区中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的重建，唤醒了社会主义群众动员传统中蕴含的互助精神，同时又赋予了社会组织等多方行动者与在地社群深度融合的机会。
重建附近，更是一场打破微观“社区隔离”的实验。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像广州老城厢社区等外来流动人口极为聚集的区域。在这样的高密度街区中，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极深的信息隔离、情感隔离与空间隔离。老百姓互不往来，支离破碎的网格关系动摇了社会基层自我治理的根基，使得“网格化”、“数智化”等治理工具无法有效运作。
而社区慈善的介入，正是要通过“政府牵头、社会主导、居民参与”的微观实验，从老百姓生活中最简单、最微小、最具同理心的事情出发。当外来的流动人口在公益组织的引导下，通过协助居委会办一场社区文化节、自发组织起一支志愿巡逻队、甚至只是在活动结束后主动帮忙打扫卫生、维持秩序时，这种最本真的、日常的信任便开始在他们与在地政府、与本地居民之间悄然建立。他们开始通过公益组织这个纽带，把自己的声音表达出来，对这片异乡的土地产生依赖感与归属感。这种打破隔离、让物理空间转化为情感共同体的过程，正是“重建附近”的关键所在。
在社会生态崩溃时构建“公益小生境”
那么，当宏大的社会生态面临危机、当原有的关系网络遭遇冲击时，这个被我们重新唤醒和重建的“附近”，究竟靠什么来维系其长久的生命力？它的内部运作机理是怎样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核心概念——“公益小生境”（Public Welfare Micro-niche）的构建。
什么是“公益小生境”？这是一个借用自生态学的概念。在一个庞大、复杂的宏观生态系统中，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震荡、甚至主干生态发生局部恶化或断裂时，某些局部由于拥有独特的微气候、多样的物种组合和良性的内部循环，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充满生机的小环境。这个小环境不仅能保护其中的生物免受外部恶劣气候的灭绝性打击，还能成为未来宏观生态修复的火种。
社区慈善的最高境界，就是在原有的行政化或过度市场化的基层社会中，为普通人、为困弱群体构建这样一个充满“生活感”和“活人感”的公益小生境。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冷冰冰的行政管控与被管控关系，也不是精明算计的商业买卖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生活需求、基于生命互助和公益价值的良性生态。
在这个小生境里，最宝贵的特质就是其独特的“生活感”和“活人感”。在过去大张旗鼓的机构扩张中，公益往往被异化为各种数字、报表和评估指标。社工成了坐在办公室里填表的公务员，居民成了用来签到、拍照、凑人头的“受益人数据”。在这种冰冷的理性主义下，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面目是模糊的，公益失去了温度。
而在一个小生境中，社区慈善回归了其作为“社会阀门”的本位。以我们长期跟踪的广州老城厢Y社区活化实践为例，在这个古老、充满市井烟火气、但同样面临公共空间衰退的街区里，公益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放弃了那种高高在上的专家姿态。他们不是带着一套完美的顶层设计来“改造”社区，而是像一粒种子一样深深地嵌入到社区既有的社会网络中。
这个小生境的平稳运转，依赖于其内部一条极具韧性的“社区公益价值链”。这条价值链通常由四个核心要素构成：
1. 社区基金（提供基础性的源头活水与资源汲取平台） 2. 枢纽型社会组织（扮演链接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协同中介） 3. 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深度的个案支持、心理干预和技术赋能） 4. 社区本土自组织与志愿者网络（构成最坚实的群众动员基础和内生动力）
正是由这四者紧密扣合而成的微观价值链，在社区内部展开了一场又一场不带浪漫化幻想的、脚踏实地的“社会实验”。在这个小生境里，最突出的是“积极性调解”与“社会自我维系”功能的发挥。在转型期，由于利益分化，社区内的矛盾屡见不鲜——如物业纠纷、空巢老人照顾、邻里纠纷等。传统的维稳思维主要依靠威慑或简单的行政调解，这属于“消极性秩序”，虽然能暂时压制矛盾，却常常在老百姓心中留下隐患。
而公益小生境提倡的是一种“积极性调解”的理念。它重视社会自身所蕴含的自我平衡功能，不等到矛盾爆发、行政力量强制介入，而是通过在生境内拓宽居民利益诉求的表达途径、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协商平台、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进行早期微观介入与心理干预。
这样一来，就在行政长官和基层网格动用硬性管控手段之前，在日常生活的熟人网络里筑起了一道无比温和却极具韧性的“社会安全阀”。这种消极调解与积极调解的合理分工、良性互动，才是整个基层社会能够在风浪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生态奥秘。
小生境建设的方法与陷阱
然而，正如任何生态系统的形成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公益小生境的营造过程同样充满了荆棘。在当前的基层治理实践中，我们常常面临着两大对立的力量——一种是致力于建设真正具有内在能动性的“公益共同体”；而另一种，则是近年来在政绩驱动和形式主义诱惑下愈演愈烈的基层“伪创新”困局。
首先，我们来看看“伪创新”是如何在基层大行其道的。在过去几年的政策话语中，“创新社会治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为了回应上级考核、为了在结对竞赛和地方政府竞争中脱颖而出，许多基层政府和“创新企业家”们展现出了对“创新”的高度热情。然而，由于缺乏真实的社区参与及有效的资源支持，这些创新很可能走向了异化，甚至演变成了典型的“伪创新”。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伪创新”可能蕴涵多重实践含义——牌子挂得震天响，口号喊得无比新颖，大数据看板每天都在滚动闪烁；但实际上，议事会从未真正开过一次由老百姓可以自主表达利益的会议，其本质上完全沦为了一种“挂牌创新”、“盆景创新”和“悬浮创新”。这种形式主义非但没有化解社会矛盾、没有培育出积极的公民，反而极大地消耗了基层社会原本就脆弱的志愿热情，造成了严重的“参与疲劳”。
面对这种“伪创新”频发的困局，社区慈善应该如何作为？我们如何才能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去伪存真”？
这就需要回到社区生活本身，通过长期、多轮的共创与社区实验，使“公共性”在社区中自下而上地生长。在这一共创过程中，前文提到的“社区公益价值链”为去伪存真提供了最为坚实的行动基础。它的作用绝不仅仅体现在资金的募集或专业技能的简单输入上。
更深层的逻辑在于——通过这条价值链，公益资源得到了民主化的共享，公益行动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建，从而逐渐让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当创新的真实性由老百姓每天推开门后的生活便利度、邻里之间的笑脸以及自发的志愿行动来决定时，社区治理创新便能够彻底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枷锁中“解套”，真正生长为是在地、真实的公共性实践。
当然，社区治理创新的“去伪存真”绝非一个一劳永逸的稳定终点。社区公共空间的持续运作及社区慈善资源的滚动筹集仍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它是一场需要所有在地行动者用公益价值去不断维护的、动态的行动状态。唯有如此，“公益共同体”才能得以维持。
从中国经验到世界道路
刚才，我用大篇幅为大家勾勒出了一幅立足于中国本土街巷、充满中国基层治理张力与生命力的社区慈善微观图景。那些，这些基于中国城市老旧小区的公共空间营造、那些充满中国特色“党领共治”和“治理吸纳”下的生存智慧，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吗？它们能跨越辽阔的海洋，成为一条走向世界的普遍道路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今天，不仅中国在发生深刻的社会转型，整个世界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逆全球化的潮流、地缘政治的撕裂、社会极化导致的各种身份认同冲突、以及由于经济增长放缓而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引发的社会福利保障危机，正在从根本上动摇过去西方引以为傲的社会治理基石。西方传统的公共领域正在极化和对立中碎裂，普通的海外民众同样在面临物质层面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层面的深度孤独。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套扎根于中国经验、强调在生活世界里通过多主体协同建立“公益小生境”的方法，在海外的实践场域中展现出了一定的适应力。
最典型的例证，就发生在那些承载着中华文化血脉、同时又深嵌于现代西方多元政治经济体制之中的海外华人社区与特别行政区中。在关于中国境外及港澳华人社群宗教与世俗公益慈善的大量民族志研究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了一些常年被主流学术界所忽略的特殊行动者——比如源远流长却在当代发生深刻转型的巴哈伊信仰（Baha’i）慈善网络，以及广泛分布于东南亚、港澳地区的传统善堂网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深嵌于当地社区的慈善力量逐渐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世俗化（Secularity）与公共理性化转型”。它们彻底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仅仅局限于为庙宇神堂募捐或简单的偶发性施粥赈灾的原始慈善模式。相反，它们开始利用其本土化的熟人网络，通过提供长期的社区公共福利、开办免费的儿童辅导班、建立青年社区学习中心、开展微观的环境保护行动，逐步有机地融入到了本地的公共生活中。这种海外经验的演变轨迹，与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推行的“社区慈善与基层善治”在底层逻辑上具有了跨时空的共鸣：
不以对抗为核心，而以价值深嵌和合作治理为依归：西方传统的NGO理论总是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习惯于将国家（政府）与社会视为一种二元对立的、甚至是你退我进的抗争博弈关系。然而，海外华人社区的慈善实践和中国本土的社区实验共同证明，社会组织最强大的主体性是可以体现在：它们能够跟国家达成深层次的良性嵌入与错位协同。它们用高度专业化、贴近民生且充满温情的方式，承担了“政府管不到、市场不愿管”的微观功能，从而将自身的合法性与战略位置提升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高度。
超越了纯粹的西方现代性，呈现出独特的“他者的现代性”（Other Modernities）：全球华人社会的社区慈善道路，并不完全崇拜西方那种高度制度化、职业化、冷冰冰且讲求绝对效率与资本运作的现代慈善“市场”。它虽然极好地吸纳和运用了商业手段（如通过商业化运营激活组织活力、建立社会企业等），但它的精神内核依然是传统的、有浓厚互助文化的、深嵌于老百姓日常生活情境和文化价值之中的特殊现代性。它提倡个人的权利，但同时也强调个人对社区共同体的连带责任。它依靠分散在最底层的、极其灵活的草根行动方式，展现出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
这里必须说到咱们成都的四川海惠的个案，我们和陈太勇的合作研究发现海惠是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完成本土化转型，再到泰国清迈建立海惠国际公益园的历程，我们发现他们把在四川的社区工作经验通过从单环到双环的组织学习转化，形成了应对异质制度、协商不同价值、搭建协作网络的能力，从而展示了本土社区工作经验再全球化的跨国迁移路径。正在这种通过社区慈善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体制下“重建附近”的努力，最终能够产生一股宏大的世界性化学反应——那就是“给世界社会的形成提供全新的启示”。
什么是“世界社会”？世界社会不是一个由各国政要、跨国资本在达沃斯论坛上勾勒出的宏大行政或经济蓝图。真正的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应该是一个由全球各个角落无数个充满生活温度、充满互助精神的公益小生境通过横向网络彼此连接、相互对话而形成的全球韧性共同体。
中国社区慈善在过去十年中所积淀下来的，在宏大体制吸纳下坚守日常在场、在外部冲击中保持自我微维系、通过社区公益价值链推动治理“去伪存真”的整套在地经验，正在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极其生动的切片。面对社会的碎片化和危机的常态化，人类不是只有相互对立、退回到利己主义的一条死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在微观世界里“重建附近”，来重新点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最终以这种在地的、扎实的、本真的小生境力量去对抗宏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共同搭建起一条走向世界的全球善治道路。
从603社区公益慈善主题活动成立的第一个年头到今天，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真正弄懂了“繁荣”与“韧性”的区别。我们曾误入过“外部服务行政化、专业建制化”的迷茫长廊，我们也曾被基层治理中那些精致包装的“伪创新”晃过双眼。
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和社区社会组织，始终没有离开中国最基层的泥土，始终没有离开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褶皱。正是在无数社区内部的微观角落里，我们找到了社区慈善良性发展的未来方向——那就是我们对“附近”的坚守。
正如诗人麦克唐纳所说，“风暴使树木深深扎根。”在这个充满变革与重构的新时代，不论外在的宏观生态如何变幻，不论体制划定的红线与边界带来怎样的张力，只要我们公益人依然能够和老百姓坐在一张板凳上，只要我们依然能够通过开放与在场、集体生产共识，去构建一个又一个充满活人感的“公益小生境”，我们就能找到工作的底气。这套中国经验，它不仅属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也正在通过无数双跨越海洋的双手，转化为连接全球、抚平撕裂的世界道路。
重建附近，就是重建我们对生活的掌控；重建附近，就是我们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去重新爱这个世界！愿我们下一个十年，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重新锚定我们的“附近”！谢谢大家。
注：本文转自“金堂社区发展基金会”公众号，原题为“603播报 | 朱健刚：重建附近，重建世界—社区慈善的中国经验与世界道路”。作者：朱健刚，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长聘正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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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善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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