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在岳麓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教授提出了一个引发广泛关注的重要命题——“构建新型慈善生态系统”。这一命题的核心是什么？它与传统慈善运作模式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在数智化浪潮席卷各行各业的今天，慈善事业如何借势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线上采访了徐家良教授。
对话中，徐家良教授从新型慈善生态系统的内涵出发，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品牌建设与专业化发展、行业组织角色、数字化路径、社区慈善与国际化的协同等维度，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慈善事业未来走向的深刻思考。他坦言，当前慈善行业面临专业化人才短缺、数智化水平参差不齐、行业组织功能发挥不全等多重挑战，但同时也正值政策窗口期，“十五五”战略规划的制定将为慈善事业改革创新提供重要契机。
新型慈善生态系统：专业分工，数智驱动
马广志：今年3月，您在岳麓论坛上提出了“构建新型慈善生态系统”这一重要命题。那您心目中的“新型慈善生态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
徐家良：新型慈善生态系统，是指依托数智化技术，实现慈善供给与慈善需求的动态匹配与平衡，最终形成各主体协同联动的有机整体。该系统主要涵盖以下参与主体：慈善捐赠者、负责款物募集与接收的慈善组织、承担行业自律职能的行业组织、提供一线服务的社会组织、受益人、运用数智化工具开展运作的慈善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履行监督职能的媒体机构和社会公众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游资源型慈善组织与下游服务型社会组织之间应当分工清晰、运作规范。当前行业存在一对突出矛盾：上下游角色边界模糊，导致掌握资源的慈善组织难以顺畅地向一线服务组织输送充足资源；部分上游资源型组织甚至直接下场做服务，挤压了专业服务机构的资源获取空间，迫使具备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缩减人员规模，最终造成慈善资源浪费与服务专业化程度不足的双重问题。这一现象有悖于“专业化筹款、专业化服务”的分工协作管理学原理。
马广志：那它和传统的慈善运作模式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徐家良：传统慈善运作模式是将筹款机构与落地服务机构合为一体，缺乏专业化分工；捐赠资源的企业、个人往往直接下场开展慈善服务，最终造成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水准落差较大的问题。
现代慈善运行体系则以分工协作为底层架构：由专职劝募人员、专业筹款机构负责资金募集工作，各类专业化公益组织承接一线帮扶服务。针对老年群体、未成年人、残障人士、青年群体等不同服务对象的差异化诉求匹配对应服务品类，参照社会工作的细分体系 —— 如同社工被划分为学校社工、医务社工、社区社工等细分岗位，慈善服务同样依照领域分门别类运作，为各类群体提供精准化、专属化帮扶。
新质生产力：重塑底层逻辑，多维赋能慈善
马广志：您在演讲中提到要“紧抓新质生产力机遇”，并将“新质公益”定义为“以传统公益和现代公益为基础，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特征而对公益治理宗旨与使命、治理结构、治理人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和整体性构建的非营利性活动”。在新质生产力语境下，慈善事业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徐家良：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慈善事业的底层逻辑正从六个维度发生深刻转变：
第一，一线慈善服务人员必须掌握基础的数智化知识与系统实操能力，适配数字化工作场景。
第二，机构内部管理由传统人工线下操作转向全域数智化运行，可在短时效内批量完成项目资料归集、数据汇总与一体化分析工作。
第三，报表填报、常规资料核验等标准化、重复性事务，交由人工智能系统自动处理。
第四，工作人员的工作重心转向资料复核校验、数据成果梳理归纳以及综合研判决策等高价值工作。
第五，伴随数智化技术、配套软件的持续迭代升级，慈善组织需要依据自身运营阶段，动态匹配适配的数字化系统版本。
第六，慈善组织开展公益服务的同时，应当预留充足经费储备，为机构常态化的技术升级、系统运维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
马广志：新质生产力对慈善事业的“赋能”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
徐家良：落实路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搭建分层数智化培训体系。面向一线员工常态化开展数智技能培训的同时，同步组织机构负责人、理事、监事参与配套数字化学习，让治理层充分认清数智化转型的价值意义，在数字化资源配置、技术投入等重大决策中发挥核心把关作用。
二是常态化筹措专项资金，用于机构管理体系、项目运行体系的数字化迭代升级，保障系统更新工作有序落地。
三是在机构运营条件、组织规模达标前提下，设立专职信息化运维部门，配齐专职技术人员，负责慈善管理系统的日常运维、功能迭代与安全维护工作。
四是依托数智技术拓宽信息公开渠道，常态化对外披露慈善数据与项目全流程信息，以公开透明夯实机构社会公信力，持续提升慈善工作信息透明度。
品牌与专业化：慈善生态的基础性支撑
马广志：您曾指出，慈善品牌应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可视性目标，专业化要成为慈善组织的基本功。在构建新型慈善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品牌建设和专业化发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徐家良：构建新型慈善生态系统，品牌建设与专业化发展扮演着基础性和方向性的角色。慈善品牌体系（机构品牌、项目品牌、传播品牌、人物品牌、公益故事品牌）的打造，必须扎根于专业化运营之上。依靠系统化品牌建设，能够持续放大机构与公益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帮助慈善组织同政府、企业、社会大众搭建顺畅高效的沟通机制。
在此基础上，捐赠方的捐赠意愿与资源供给能够形成长效稳定的态势；受益群体可稳定获取匹配自身需求的帮扶服务，慈善供给端与需求端实现动态均衡，服务受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一方面，捐赠方可持续输入公益资源；另一方面，志愿者参与项目的频次、参与人数及覆盖范围也会持续扩大。
马广志：当前我国慈善组织在这两个方面最突出的短板是什么？
徐家良：当前行业最为突出的痛点是，不少慈善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不足，表现为业务流程不熟、漠视捐赠人意愿、履职责任心欠缺。该问题引发多重负面影响：捐赠方难以建立信任，受益群体服务体验不佳；与此同时，各类负面舆情持续困扰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单个机构、单一公益品牌一旦曝出问题，极易引发公众对整个慈善行业、全域公益品牌的普遍质疑与信任危机，衍生出恶劣的连锁负面影响。
2015 年，社会组织专业人员、劝募员、社团会员管理员正式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受多重现实因素制约，这三类职业仅完成了职业技能标准的拟定工作，迟迟未推进配套考试大纲、培训教材的编制落地。其中，劝募员正式更名为劝募师，算是行业专业化进程中一项积极进展。期盼主管部门尽快启动这三项职业的常态化考核认证工作，督促所有入职慈善类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预先完成基础专业知识学习，实现理论知识与实务工作深度融合，从人员准入层面筑牢慈善事业专业化发展的根基。
在品牌建设层面，行业现存两处明显短板：
第一，普遍存在 “重项目数量、轻品牌打造” 的倾向。部分机构盲目铺开大量项目，仅完成资金拨付与基础服务交付，止步于简单的帮扶落地，并未沉淀出差异化的项目体系与社会影响力。这类机构一味被动应付繁杂事务，缺少成果复盘、经验提炼的意识，项目始终无法形成传播价值与行业辨识度。
第二，公益品牌新旧接续失衡。传统老牌公益项目依靠长年积淀形成口碑，需要持续悉心维护；但多数机构未能结合当下行业新形势、自身发展新布局策划打造全新品牌矩阵，难以匹配组织长远发展目标。
马广志：您提到的“运作型基金会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这种转型对慈善生态的专业化提升有何意义？
徐家良：新型慈善生态建设听起来比较抽象，但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即明确基金会基本功能。现阶段国内绝大多数基金会都属于运作型基金会，这种模式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却与慈善行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相悖。基金会的核心定位本是资源募集平台，若集募资、项目执行于一身，会挤压仅具备专业服务能力、无筹款渠道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造成行业竞争不公。
当前在民政部门完成登记注册的基金会共计 9760 家，其中运作型基金会占据绝大多数。行业当下亟须推动运作型基金会逐步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型。当然，要求绝大多数运作型基金会一次性完成全盘转型并不现实，也缺乏可落地的实操条件。转型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其一，推动部分全额运作型基金会彻底转为全额资助型基金会，扩充纯资助类基金会的体量；其二，发展混合型基金会，同步提升资助资金占比，例如将原有全额用于自主运作的资金结构，调整为 80% 资金自用执行项目、20% 资金对外资助服务机构。
优化资金配置结构，能够从两个维度助推慈善生态走向专业化：
第一，对于完全转型的资助型基金会，工作重心可完全聚焦于募资工作。机构能够专心钻研募资策略、运用数字化工具提升劝募效率，同时通过合理的薪酬待遇吸纳、激励专业劝募人才，从根源上拔高整个行业的劝募技术水准与专业能力。
第二，基金会缩减自主项目运作规模，能够为一线专业服务类社会组织释放充足的资金供给与发展空间。运作型基金会不再和纯服务型社会组织形成资源竞争，专业服务机构便可专心承接外部资助资源、深耕公益服务，无需耗费人力物力筹措资金，得以持续打磨专业服务能力，将全部精力聚焦于帮扶受益人，高质量承接落实资助型基金会的委托服务。
行业组织：从“马铃薯”到“联合体”的关键桥梁
马广志：您曾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行业组织的价值：“单个社会组织如同分散的‘马铃薯’，而行业组织则是强有力的‘联合体’”。在构建新型慈善生态系统时，行业组织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徐家良：据2026年一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计82万家，其中社会团体37.3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44.5万家、基金会9760家。上述主体虽同属社会组织范畴，但在运营形态、组织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从纵向管理体系来看，自民政部逐级下沉至省、市、县各级民政机关，行政人员编制逐层递减，与之相反，基层属地范围内的社会组织数量持续增长。
由此形成一组现实矛盾：各级民政监管人员体量有限，需要对接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囿于人力、精力不足，行政部门难以逐一响应、处置各家社会组织提出的诉求与各类问题。在此背景下，行业组织便可承接起沟通对接、统筹协调、行业自治、自律约束、行为规范的重要职能。行业组织汇总归集行业共性诉求与发展建议并向主管部门反馈，推动行业诉求对接现行法律法规与各项扶持政策，由此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 “输入 — 输出 — 反馈” 闭环机制。既能理顺政社关系、回应各类社会公共需求，也有助于民政部门更加高效地履行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责。
马广志：在您看来，目前慈善行业组织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徐家良：现阶段慈善行业组织建设面临最突出的难题，在于政府与行业组织之间存在信息壁垒，行业组织未能落地履职，无法有效汇总各级慈善组织的诉求与建议并上报至对应政府主管部门。部分地区并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要求组建慈善行业组织，政社之间缺失关键的中转纽带，致使各类慈善组织各自为政、呈现分散无序的发展状态，政府出台的管理规范与服务政策也难以完整、精准传导至一线慈善机构。
即便部分地区已完成行业组织的搭建，普遍存在职能覆盖不全的问题：不少机构仅具备基础信息互通职能，或是只承担局部事务协调工作，无法完整落地沟通对接、事务协调、行业自治、内部自律、行为规范等全套核心职能。加之多数行业组织自身体量薄弱、专业履职能力欠缺，最终造成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难以构建良性互动、互利共赢的协作关系。
数智化赋能：三条路径与跨越数字鸿沟
马广志：您曾指出，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的“技术认知断层”已成为发展瓶颈。不同慈善组织的数智化程度差异明显，有的已高度数智化，有的才刚刚进入信息化阶段。在构建新型慈善生态系统的过程中，数字化赋能应该遵循怎样的路径？
徐家良：搭建新型慈善生态系统，数字化赋能可依照三条落地路径推进：
第一，自主建设路径。慈善组织可依托自有资源完成数字化建设，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委托第三方网络技术服务商采购配套数智化服务；二是机构内部设立专职信息技术部门，招录专业人员负责数字化系统运维与落地应用。不过内设技术部门存在准入门槛，需要慈善组织具备相应运营规模、稳定的资金支撑，同时离不开管理层的高度重视。
第二，技能培训路径。依托政府部门、外部公益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开设系统化培训课程，帮助从业人员系统学习数智化理论知识，循序渐进将数字化工具运用到机构日常管理与一线公益服务场景之中。
第三，公益创投赋能路径。由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基金会或行业组织出资设立公益创投专项资金，筛选优质慈善组织予以扶持，定向为其输送数字化技术解决方案与配套运营服务，助力机构完成数字化管理模式的迭代落地。该模式目前在国内落地频次偏低，却是高效可行的转型方式：以地域为单位，每年遴选十至二十家机构开展试点建设，经过五至十年的持续深耕培育，能够整体拉高区域慈善行业数字化建设水平，保障各类慈善组织紧跟数智化发展大势。
马广志：对于大量中小型慈善组织来说，数字化转型的门槛如何跨越？
徐家良：中小型慈善组织普遍存在资金薄弱、人员规模小的现实短板，不具备独立开展数智化体系建设的财力与人力条件，其数字化转型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完成，借力外部资源是其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路径。具体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依托第三方网络技术机构，以较低的成本采购适配自身发展的数智化技术与配套服务；二是引入外部专项扶持资金开展数字化建设，通过“借鸡生蛋”的轻量化模式，低成本完成机构数智化转型升级。
马广志：您曾建议“建立行业专属知识库”，这能否成为缩小组织间数字鸿沟的有效抓手？
徐家良：“建立行业专属知识库”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缩小各类慈善组织之间的数字鸿沟，整体提升行业数智化发展水平。但当前普遍存在数据壁垒问题：政府部门与各类社会组织对自有数据管控严格，多以隐私保护为由不愿开放共享相关数据。这使得行业组织归集的数据普遍存在滞后性、完整性不足等问题，不仅损害行业专属知识库的公信力，也导致知识库建设难以持续运营、长效落地。
社区慈善：从“盆景”到“风景”的转型之路
马广志：您强调要推动社区慈善与慈善国际化“协同并进”。您曾主持发布《上海市社区基金会发展历程暨社区慈善典型案例》报告，也提出“社区慈善生活化”“随手可得、随兴而起”的理念。在新型慈善生态系统中，社区慈善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徐家良：在新型慈善生态系统中，社区慈善具备基础性功能与发动器的功能。慈善本质上是人际互助关系的延伸，每个社区都聚居着熟悉与陌生的居民群体。通过常态化的公益活动与帮扶项目，能够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居民互动，引导群众共同关注社区公共事务、关爱帮扶辖区困难群体，这是社区慈善最核心的基础价值。
同时，社区慈善也是慈善事业的重要发动引擎。各类慈善行为的开展，都依托于居民生活的社区、工作的单位、学习的场景，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广义的社区生活载体。因此，慈善发展能够以社区慈善为起点，逐层向上延伸拓展，形成社区慈善、城区慈善、区域慈善乃至全国慈善的递进发展格局，持续放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影响力。
马广志：它和传统的社区救助有什么本质不同？如何让社区慈善从“盆景”变成“风景”？
徐家良：传统社区救助以帮扶辖区困难居民、特殊弱势群体为核心，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整体来看，传统社区救助以政府兜底保障为主，居民与社会组织仅作为辅助力量参与补充服务。而社区慈善的内涵与范畴更为丰富，除开展助老、助残、助困等传统帮扶救助工作外，还能够创新孵化社区特色服务产品，挖掘梳理社区发展历程、地方方志、口述历史等本土资源，深度契合居民对美好社区生活的期盼与诉求。
推动社区慈善从零散的“单点盆景”转变为全域普及的“行业风景”，核心在于凝聚全民共识，让全体社区居民树立主人翁意识，将社区慈善视作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分内之事。社区并非少数群体或退休人员的专属空间，而是每一位居民的共同家园。每位居民都肩负着关心、参与、支持社区公共事务的责任与义务，居民的知情认同与主动参与，是社区慈善规模化、常态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国际化：融入整体布局，避免盲目追风
马广志：您曾预测“中国慈善机构海外实践的规模化”是未来趋势之一，也提到要积极助力慈善组织“走出去”，申请联合国咨商地位，提升我国慈善事业的国际影响力。中国慈善走向国际化，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最大挑战分别是什么？
徐家良：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国际化发展，当前主要面临两大机遇与挑战。
第一，政策法治支撑体系有待完善。现有慈善领域的法律法规与配套政策尚未针对国际化发展作出适配性调整，传统慈善发展格局长期聚焦国内公益帮扶，对海外公益事业的关注与参与度普遍不足。
第二，慈善组织涉外综合能力存在明显短板。慈善机构想要实现“走出去”发展，必须具备充足的资金储备作为保障，同时需要配备通晓海外语言、熟悉异域文化的专业人才。
此外，多数慈善组织的宗旨与使命仅聚焦本土公益领域，未涵盖涉外公益相关内容，导致其开展海外慈善业务超出自身既定宗旨与业务范畴，难以合规有序推进国际化布局。
马广志：在构建新型慈善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国际化”这个维度应该如何融入整体布局？
徐家良：中国慈善的国际化发展，应当深度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将其作为慈善事业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前提下，全国性社会组织具备更强的综合能力与专业水平，可优先开展国际化布局；同时，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重点区域内，具备涉外发展条件的优质慈善组织，可通过推荐遴选或自主自愿的方式参与国际公益事业。而绝大多数基层慈善组织仍应立足本土、深耕国内公益服务，立足自身定位稳步发展，杜绝盲目跟风国际化。
战略规划：找到定位，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马广志：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十五五”期间中国慈善事业改革创新的核心任务，您会选择哪个词？为什么？
徐家良：我会用“战略规划”这个词。因为慈善组织只有清晰把握自身在区域乃至全国慈善行业中的发展定位，明确机构发展目标与前行方向，才能精准筛选优质项目、统筹公益活动、打造特色品牌，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成长为标杆性慈善机构。
马广志：对于正在探索转型的慈善组织从业者，您最想送给他们的一句话是什么？
徐家良：我想对他们说：遇到困难不要气馁，有作为才能有地位。
慈善事业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前进路上必然伴随着各类问题与挑战。面对各类困境，要主动整合多方资源、凝聚多方合力，积极联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与媒体平台，借力各类优势资源攻坚克难。同时，立足社会治理需求精准挖掘民生痛点、对接群众刚需，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公益服务；持续拓宽发展视野，主动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推动慈善事业提质扩容、做大做强。
2025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的意见》，明确行业协会商会兴办企业必须严守“六个不得”底线要求。这一规定清晰划定合规边界，同时也从政策层面明确：社会组织依法兴办企业不存在制度障碍，具备充分的政策与法律依据。当前，慈善事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变化，政府购买服务资金逐年收紧，企业与社会公益捐赠规模也呈回落态势。在此背景下，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必须主动培育自我造血能力。设立社会企业是破解发展困境、激活内生动力的有效路径，既可选择非营利、利润不分配的社会企业模式，也可采用适度利润分配的合规模式，依托自身专业服务与技术能力参与市场运作、获取发展资源，彻底摆脱被动依赖外部捐赠的局面，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现行法律法规并未禁止社会组织兴办企业，也未限制社会组织组建多法人集团。单一主体可依法依规布局社会团体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与市场主体企业，构建“3+1”多法人联动发展格局，完全契合现行政策法规要求，运作模式合规合法。该模式能够有效弥补单一法人主体功能单一、履职局限的短板，补齐慈善服务弱项、拓宽慈善发展边界，全方位做大做强慈善事业。只有如此，才能对得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目标的伟大时代，才能发挥社会组织包括慈善组织的独特作用。
【采访后记】：
本次线上专访徐家良教授，全程围绕 “新型慈善生态系统” 这一核心命题层层拆解，跳出传统慈善只谈筹款、帮扶的固有视角，从分工重构、新质生产力、行业自治、数智转型、社区与国际化协同搭建起一套完整的行业发展框架，诸多观点直击当下慈善行业现存痛点，极具现实指导意义。交谈中能明显感受到，徐教授的思考扎根民政统计数据、政策文件与一线机构真实困境，没有空泛理论，无论是推动运作型基金会向资助型转型、完善慈善从业人员职业认证，还是扶持中小机构轻量化完成数字化升级，每一条路径都贴合行业实操现状，为十五五阶段慈善改革指明清晰方向。
采访收尾时徐教授一句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令人印象深刻。当下行业正面临捐赠收紧、转型压力加大的困境，不少从业者陷入迷茫。而文中提出的多法人联动、兴办社会企业实现自我造血、搭建行业联合体等新思路，打破慈善组织只能依赖外部资源的固有认知。慈善事业绝非单一主体的孤军奋战，唯有厘清上下游专业分工，借数智技术缩小发展鸿沟，深耕社区根基、理性布局国际化，各方主体协同共建良性生态，才能化解信任危机、破解发展瓶颈，让公益事业真正适配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
-END-
来源：善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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