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群体超百万！广州为Ta们“撑腰”

gongyi020 · 发表于 2 小时前

目前，广州全市登记活跃的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及网约家政等新就业群体已达104.3万人。

这个数字，堪比一座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他们穿梭于大街小巷，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网络主播……已然成为广州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人力新基建”。

在数字时代，依托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新就业群体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新引擎。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业态在释放巨大就业潜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挑战。劳动关系模糊、社会保障缺失、纠纷调处困难，让这个蓬勃生长的行业一度陷入“成长的烦恼”。

面对这道全国性考题，广州没有等待。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平台就业权益保障行动”，不仅关乎百万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更是一次对数字经济时代治理能力的压力测试。

广州正在探索一条从“管得住”到“服务好”的治理新路。

不是“新选项”，而是“必答题”

平台就业的爆发式增长，正在改写中国的就业版图。《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揭示了一个关键趋势，新就业形态已从就业市场的“新选项”成长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

2024年，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投递占比达到36.4%的历史高点，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求职者正在拥抱这种新工作方式——以平台经济为载体的网约车、外卖配送、网络直播等。

在这场就业革命中，广州站在了“风口浪尖”。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数字经济高地，广州汇聚了全国最密集的平台就业人群之一。

百万新就业群体，这个庞大数字既代表着经济活力，也意味着治理压力。他们如同勤劳的蜂群，维系着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却也面临着现实困境。社保缴纳难、职业伤害保障缺位、纠纷投诉无门等问题，成为了行业“野蛮生长”时期的普遍痛点，让传统的劳动监管模式捉襟见肘。

面对这一全国性的治理新课题，广州展现出先行者的责任与担当。这座城市没有将问题简单归咎于新业态本身，而是将其摆上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程桌。

广州率先锚定清晰目标。面向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高效能的劳动关系多元治理体系。

先行探索已结出初步硕果，一系列数据成为广州平台就业权益保障工作“走在前列”的生动注脚。

全国首创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已吸引85家平台及产业链企业加入，将约85万劳动者纳入协同治理网络；全市已建成28个一站式调解中心（站点），形成了覆盖市区的争议化解网络；联盟调解中心累计成功调处纠纷超1600宗，成功率超过80%，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这些数据与案例共同勾勒出一幅图景，广州的平台就业权益保障，正在从宏观的制度设计，细化为微观、可感、有效的具体服务，初步实现了对庞大灵活就业群体的系统关怀与秩序重构。

从乱到治

这些数据成效是广州一步一步干出来的。那么，广州究竟做对了什么？

一句话总结：面对新业态治理的复杂性，广州没有采取“一刀切”的简单管制，而是亮出了“法治兜底、自治赋能、共治聚力”的系统解法，构建一个让规则清晰、让行业自律、让社会协同的治理生态，悄然将曾经“野蛮生长”的行业引向了规范发展的轨道，完成从“乱”到“治”的关键跨越。

法治先行，用清晰规则为权益保障“撑腰”。治理新业态，首重法治筑基，广州深谙“稳定预期源于清晰规则”的现代治理逻辑。

一系列政策文件快速出台，从覆盖全市的《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方案》，到直指外卖、快递等具体行业的专项文件，迅速织就了一张权责分明的制度网络。

但广州的治理智慧不止于“发文”，更在于让规则“落地”。其关键创新是打造了“速调快裁”一站式服务体系。

在全市布设28个调解中心，整合了行政、司法、工会等多方资源。成效是显著的，绝大多数冲突在进入冗长诉讼程序前就已得到高效、柔性解决，法治从文本条款变成了劳动者触手可及的依靠。

自治有道。广州把行业联盟打造成“超级调解员”。在法治划定的跑道内，广州更进一步，巧妙激发了市场与社会自身的治理能量。

全国首个“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的诞生是标志，它本质上是一个“行业自治协会”，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动广州新业态行业更加自律自治。

它不仅是沟通平台，更是行动主体。通过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引导滴滴、美团等头部企业升级“橙意保障计划”“同舟计划”；通过“小哥有话说”、行业调研座谈会等渠道收集的230余条意见得到切实反馈，解决了如网约配送员停车难、进小区难等现实痛点，对新就业群体反馈的积分入户、职业技能培训、社保咨询等需求进行答复指引。

真实的改变正在发生。外卖员小赵在联盟普法宣讲会上搞清了社保政策，顺利参保；网约车司机熊师傅因获得联盟颁发的“领航之新”徽章，职业荣誉感油然而生。联盟让“行业问题内部协商解决”成为现实，大幅提升了从业者的归属感和行业稳定性。

共治有力。广州用协同作战终结“管理真空”。平台经济的跨界融合特性，使得任何单一政府部门都难以独立应对。

为彻底破解“九龙治水”的困局，广州打出了“五联一到位”，即联合发文、创建品牌、协商调处、督导检查、监测处置的协同机制。

这套机制的核心是打破部门壁垒，形成治理合力。例如，针对网约车合规问题，交通运输局联动网信、公安、人社、税务等近十个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在薪酬保障等核心权益上，则由总工会牵头，联合人社局等在四大重点行业推行集体协商。

这种“齐抓共管、协同作战”的模式，确保了从政策制定到监督执行的全链条闭环，杜绝了推诿扯皮。

广州的实践揭示了一条可行路径。通过法治划清底线、自治激活内部、共治整合资源，能够为平台经济时代的劳动治理提供一个扎实可操作的 “广州样板”。

从治到“智”

当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广州的治理探索向着更高维度迈进。从“规范秩序”转向“温暖服务”，从“治理”升级为“智理”。

这个“智”，既是智能技术的应用，更是以人为本的治理智慧。

智能治理，让服务触手可及。广州将新质生产力理念融入权益保障体系，构建了“一张图、N应用”劳动关系云信息平台。

这个智慧中枢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实现对用工风险、纠纷热点的实时预警。在线下，投放智慧就业机超过1500台，劳动者可随时查询政策、反馈意见、匹配岗位。

“数据多跑路、劳动者少跑腿”的智能模式，让权益保障突破时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