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布，拟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内容，引发关注。一年来，各地在社会创新领域均有积极探索。
当前，城市发展所需的社会创新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新气象？如何推动社会创新？
2010年，上海团市委成立社会组织工作部。时任部长闫加伟至今在社会工作和社区实践领域耕耘，如今是社邻家社区治理研究院院长的他分享了自己对上述话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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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引发关注。在您看来，此举有何信号意义？
闫加伟：在我和很多业界同行交流的过程中，大家形成了共识：这为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表明社会工作是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工作，社区治理是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而非其他接口。中央成立社会工作部，将信访、基层政权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工作人才等社会领域难点问题、资源予以体制机制层面的创新统合。相信通过这样的统合，能进一步形成顶层思维和科学思路，有助于进一步破除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整合的力量，有利于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
随着社会工作部将体制内力量统合在党的引领下，形成系统、科学的治理体系，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盆景式创新有望破除，让与人民对治理感受密切相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到实处，离真正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更近一步。有了这样的整体部署，也能使基层治理的方向更明、思路更清。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除了强调党建引领的重要性，也呼应了社会工作领域的一系列新需求、新变化。您怎么看近年来社区治理领域的发展特点？
闫加伟：近几年来，社区治理领域总体呈现出愈发精细化的态势。尤其前端创新（如面向社会公众的治理机制、公共服务、活动项目等）较为普遍，自上而下，容易形成治理效应，涌现了非常丰富的案例。
但这些案例的视角大都比较宏观，只讲做法不究逻辑，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把社区生活面貌理想化、把工作方法分析得过于简单。过于理想化了之后，就会出现从规划到部署、从试点到总结“不够接地气”的情况。
这多少也提示了我们，精细化治理还需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后端”的精细化上。这里所说的“后端”，包括社区治理内在的资源基础、底层的动力源泉、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各方参与的内在活力等。只有这些“后端”真正精细化了，可持续、有活力了，社区治理才能打开新的格局。
闫加伟：事实上，现在即使我们不让“后端”精细化，市民个体发展的理念和诉求变化，也会倒逼这一变化的发生。
传统上，社区治理强调的是公共秩序、安全稳定等比较显性的治理效果，而现在人们普遍更注重社区治理与社会公平、人文关怀、可持续发展等价值目标的契合。
受到人们欢迎的社区治理需要更多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个体尊严，关注弱势群体，实现社区乃至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这样的深层逻辑需进一步体现在社区治理的价值观和理念上。
紧接着，深层逻辑需体现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上，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往往是单一的行政主导型模式，比较忽视社会参与、协商民主等治理要素，体现出来的是精细化管理和服务。而更注重深层逻辑的社区治理，强调多元共治，强调政府、市民、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推动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专业化，是依托专业化手法，体现社区多样需求，让居民能参与、愿参与、有感受的社区治理。
深层逻辑的转变还需体现在治理过程和效果上。更注重深层逻辑的社区治理更追求对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根本问题的关注，推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目标。
△2023年4月，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228街坊焕新回归，正努力打造一个延续历史文脉、留存上海乡愁、展现工人新村红色记忆的开放性创新型社区。图为更新后的228街坊出入口。
闫加伟：从近期那些让业界同行普遍有深刻印象的案例可以看出，社会创新体现一个城市的活力和魅力。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社会必然是有活力的。反之，一个没有社会创新力的社会，城市发展潜力必然会受影响。近年来，成都、顺德、深圳、珠海等地的社会创新都很有活力，值得关注、学习。
暂且先以成都为例。十余年来，成都体系化推动社会创新。2017年9月，成都成立了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专门负责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改革工作。
至今，成都社会创新各项事业基础都较为扎实，社会企业、社区基金会、社区合伙人、信义治理、信托制物业等众多有内在逻辑、参与活力、实践效能的试点已然形成规模，并形成了全国影响。
纵览社会创新领域的优秀案例，他们在推动社会创新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有一定规律性的经验，可供大家思考、借鉴、学习？
闫加伟：良好的政策环境是最重要的。第二重要的则一定是一流的人才。
社会创新离不开人才。2005年至2010年，尤其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一大批企业高管等高层次管理人才，设计师、律师等专业人才放弃高薪，全身心投入社会创新，成就了一代公益人，也培育了“公益创投”“社会创新孵化器”“一个鸡蛋的暴走”等全国知名的社会创新项目，“多背一公斤”“捐献时间”“青年影响社会”等影响深远的公益理念。
那时的人才，为什么可以这么义无反顾、全心全意地投身社会创新？他们的内驱力是什么？我想，不仅是情怀，还有包容他们创新的社会环境。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下，社会创新已经跨越职业化的2.0阶段，进入专业化的3.0阶段。进入这个阶段以后，社会创新领域的工作者们又会遇到怎样的挑战？
闫加伟：进入专业化的3.0阶段之后，社会创新领域的工作者们遇到的首要难题，我认为是保持情怀和事业心。
社会创新工作每天需要直面复杂的社会生活实际，遇到的问题具体且多变。这时，如果只是把自己的工作看成一个“工作”，遇到困难很容易感到气馁、无力、坚持不下去。
但社会创新严格来说又不是一项单纯的职业性质的工作。以“职业”的认知做社会工作、做慈善公益服务，影响不了别人，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最终只会导致社会创新事业困难重重、每况愈下。所以，社会创新工作者必须时常怀抱内在的创新激情，对外则常保与时代共振、与众生共情的同感力。
如是，在鼓励创新、社会容错的大环境下，才有可能有更多有活力、有魅力的实践涌现。
闫加伟：以现在的社会发展程度，过去不少社会创新或已被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或已被企业社会责任所覆盖。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社会创新实验，大都事关城市管理的模糊或敏感地带。
比如，老人房屋的信托养老。有否可能通过将房子交给公益组织，享受公益组织包括临终关怀在内的服务？又如，社区技能共享。多个家庭有否可能在社区共享家庭教育指导、艺术教育资源，或者一个家长在带自己孩子的同时，收费服务几个邻居的孩子？
这些项目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需求，但具体开展起来，似乎又存在说不清的“违规”嫌疑。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万一发生纠纷，谁来解决，如何解决，似乎都不是单靠街镇、居委会之力就行。这些有点麻烦的社会创新实验如何推动，能不能被包容，还真是一道难题。而一旦能搭建起包容创新、推动创新的机制、手段，相信会为社区生活品质的提升打开新的局面，让更多有创新激情和专业能力的人才，在家门口就找到新的事业发展机会。
说到家门口的事业发展机会，现在还真不少。比如，一些专业的设计人才、教育人才，发挥个人专长，成为一些社区公共空间运营项目、社区儿童友好项目的主理人。这方面的案例，在上海已出现不少。
闫加伟：是的。下一步，引导类似的项目形成可持续的社会创新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创新，是社会内应力的协作。通过内在协作、资源整合、志愿奉献，实现可持续运作，这是社会创新的灵魂之所在。所以，对于那些被社区居民共同需要、共同向往的项目，或许在启动创新的第一天起，就应该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机制问题。那些能够持久的项目，皆为此类项目。
社会创新，一起共创，这正是中央所提倡的共建共治共享、人人参与、人人奉献、人人享有。社会创新若能可持续，能让更多人参与其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出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协作、社会整合指日可待。
近年来，一些社会创新项目主动向前迈出一步，成为“社会创业”项目。针对社会创业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助力他们在事业发展上更进一步？
闫加伟：社会领域的创业是当然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此类企业不再依赖政府资金，而是靠自己造血，在经营中挣钱。
对于这一类企业，他们需要迈过的最大的坎，就是能不能养活自己。如果可以顺利地迈过这道坎，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靠更进一步的发展，来养活自己。
上海有一些专门做绿色领域的社会企业，但暂时还是在小众一隅，从政策层面、社会层面，缺乏可持续发展、社会化培育、全方位倡导的机制。如果上海能借鉴一些省市的做法，如通过自市、区到街道、社区的一系列举措，搭建平台、推动协作、调动社会各类主体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各个阶层群体的资源优势，从而使社会创业能够实实在在地服务、创新、发展，相信会给上海社会创新，带来一次绝佳的发展机会。
很多领域具有天然的社会企业的优势，如公共空间运营、社区商业、养老、家政、社区教育等。而且，如今，越来越多人跨界进入社区服务、社区商业、社区规划、社区公共空间运营、社区技能共享等领域。如果我们整个社会能给予此类社会创新实践最基本的包容、尊重、鼓励、支持，这些业态不仅有可能解决一系列具体而微的实际问题，使我们的社区生活面貌焕新，更有可能拓展整个社会层面的就业、创业新可能。
类似的就业、创业新可能不一定能挣很多钱，但有创意、有意思，有人追随，也会有成就感。它们的存在传达了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受到很多年轻一代认可的，也是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更有活力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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