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10年：四川草根NGO的浮沉

   4月末的一个雨后清晨，王潇穿过白水河老街，沿着彭白公路去往500米外设于居委会的办公室。

   这片老街仍停留在10年前地震发生时的那一刻——这里距汶川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残垣断壁，一片荒芜，只有郁郁葱葱的植物证明着时间的流逝。

   这里曾是彭州龙门山镇白水河最繁华的商业区。路的左侧还矗立着地震时幸存的房子，仍旧清晰的店招验证着曾经有过的繁华。右侧是当年抗震救灾时搭建的板房，有的门牌上依稀写着“诊断室”的字样，有的则被当地生意人用来做仓库。

   王潇所在的彭州市中大绿根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大绿根”)当年就是从这片板房里走出来的。同中大绿根一样，四川的很多NGO都起源于那场地震。

    10年间，这些NGO几经沉浮。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野蛮生长后，它们一度归于沉寂，后又借政策东风以及雅安地震带来的历练再度焕发活力。

但是，隐忧仍在。新的思考和希望亦在。

    同王潇所在的中大绿根一样，四川的很多NGO都起源于那场地震——汶川地震。

潮起潮落

    2004年大学毕业后，武汉人王潇先后在宣明会、阿拉善SEE等公益组织工作，随项目漂泊于全国各地，直到2010年来到四川彭州，并在这里结婚生子。

2010年6月，王潇第一次来到白水河时，中大绿根刚刚注册完成，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社工机构。之前两年里，这家机构一直以“新家园计划”项目的名义在当地进行灾后重建工作。

    “新家园计划”由成都根与芽环境文化交流中心、云南发展培训学院、麦田计划、中山大学公民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四家机构发起。最初，他们从板房学校、板房图书馆、板房客栈等灾区最急需的基本生活需求起步，甚至建了公共淋浴室。白水河统建小区建成后，还跟进做了一些物业管理和相关人员培训工作。

     2010年，灾后重建工作告一段落，相关人员即将撤出。四家机构讨论后认为还有在灾区继续生根下去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中大绿根。之后几年里，机构在人员上完成本土化，王潇成为负责人。

    据四川民政厅统计，2008年，大约有300多家民间组织在汶川、北川等灾区进行救灾工作，其中大多为外来力量，身份并未被官方承认，甚至有些是志愿者团体，在地震发生后短时间内井喷式进入灾区。

    但差不多一年后，这些NGO或因为资源匮乏难以为继，或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开始大批撤出。有关统计显示，2009年后，灾区NGO的数量已不足50家，能够坚持到今天的更是少数。

    根据当年曾参与灾后重建项目的一位NGO成员的观察，大多数灾后重建项目的资金只能维持一两年，而灾后重建往往需要持续10年左右。资金的濒于枯竭使得很多NGO失去了在灾区持续下去的根本。

    继续坚守的NGO也面临着尴尬的生存局面，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方向。

    白水河新家园计划终止之后，“2013年开始，我们在白水河社区就没有任何服务了。”王潇说，“我们想做的事情，能够找到的资源，不适合在这里做。这里适合做的事情，我们又找不到资源。”

    王潇也做过努力。5年前，她意识到白水河社区有两个方向可以探索：减防灾和养老问题。“这两项是当地最主要的民生问题。”她甚至为此做了项目书，但一分钱都没有筹到。

    在地震已过去很长时间的背景下，再提减防灾问题显然已不能打动资助方，“不新鲜了”。

    王潇认为，中大绿根实质上还是一个农村发展机构，最擅长的是在一个社区生根发展，做一些居家养老的事情，不适合大面积铺开的项目。但地震几年过后，资源开始慢慢匮乏，可以对资方讲的故事也越来越少。

    基于生存的考虑，2012年9月，中大绿根启动第二个项目—“妈妈学院”。这已经与灾后重建没有多大关联了。

    “妈妈学院”着眼于彭州市乡村地区妇女能力建设，为其开设多种阶段性课程，主要内容为三个：认识和开放自己，非暴力沟通和隔代教育。王潇觉得相对于社区建设来说，“妈妈学院”项目可以使目标人群即当地农村妇女的素质在短期内得到很明显的提升，主体明确。但问题在于，“妈妈学院”的资方后来演变为当地妇联、教育局等，资金性质属于财政资金，其普惠性要求不仅限于一村一地的实施，“妈妈学院”也因此不能成为一个长期扎根于某一社区的项目。

    对此王潇表示理解：“基金会可以支持你做一个社会微观层面的探索，哪怕三五个人的小众人群。但财政资金不同，怎么能够三五个人就把这笔钱受益了呢?”

    近5年里，“妈妈学院”逐渐覆盖了彭州几乎全部乡镇，中大绿根在彭州的初衷也从社区发展转变为以“彭州、农村、妇女”三个关键词为核心，虽然仍有一些社区工作在继续，但已被压缩得很少了。现在，中大绿根在彭州也只剩下包括王潇在内的两个工作人员。

    即使偶尔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机构负责人，王潇也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从不后悔”。

理想与现实

    2010年，成都针对社会组织出台政府购买政策。对于当地NGO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一些NGO开始离开本来的专业领域，慢慢转型为资源导向型机构。另一方面，新生NGO也被大量催生出来，它们天生带着“资源”的基因。

    在机会面前，王潇对开拓资源总是显得迟疑。即使偶尔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机构负责人，她也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从不后悔”。

    2014年左右，中大绿根最好的时候，和所有资方关系都不错，项目人员也最多，“那是一个把机构做上一个台阶的机会”。项目井喷时，年度筹款达到150万元，整个团队有六七个人，做6个项目。“当时什么都做，虽然基本框架还是在‘新家园计划’和‘妈妈学院’之内，但也会接一些零星项目，比如政府几万块钱的调研项目。”王潇觉得项目过于繁杂，不能聚焦在想做的事情上面，之后慢慢开始做减法。

    2013年雅安地震，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王潇形容当时“整个成都(NGO)疯一样赶过去”。这似乎有些讽刺意味，每一次大灾难对于草根NGO组织来说，反而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现在看来，当时的灾情是被夸大的。虽然也是七级地震，但灾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所以那边的资源显然是过度饱和的。”

     出于“特别现实的考虑”，中大绿根也来到雅安芦山县太平镇开展新项目，重启“新家园计划”。

     芦山“新家园计划”于2013年6月1日启动，中国红十字会资助一年后，香港乐施会接棒继续资助，直到今天。其项目规模也逐渐从当时的几个村缩减到现在的一个组—老熊桥。在这里，中大绿根慢慢探索出一条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考虑到跨境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去年彭州和芦山两边在人员和财务上做了剥离，在芦山当地正式成立芦山绿根，负责人也是王潇。但两家机构目前也只有她一个人的交集了。

    虽然灾区资源富集，但王潇还是没有趁机做大的想法。她认同一位同行老师的观点：不排斥资源，但坚持资源为我所用，做自己想做的事，否则就是“公司加农户”的翻版，NGO还是为资方打工的。

    事实上，前几年包括“妈妈学院”在内的几个项目在设计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倾向，方便拿资源。但现在王潇觉得，项目多了之后，就会备受干扰，“你会分不清哪些是来养机构的，哪些是来扎进去做事的。”

    芦山绿根在雅安芦山县太平镇老熊桥开展中草药种植培训。

    对于老熊桥项目，王潇的态度是，项目必须是为村子服务的，而不是为了拿项目用村子去说事。

    芦山的项目到今年8月到期，届时芦山绿根可能会面临失去资金支持的命运。王潇已经想好，有外部支持当然好，没有外部支持就自己做。

    她的另一个考虑是，当地经过几年的投入建设，公共设施已差不多齐全，已没有继续立项投入的必要了。“你做个堆肥需要什么成本?”王潇认为，再继续 投入资金，对社区关系不是一件好事情，现在需要的是“人在那里长期陪伴，去影响村民”。

    芦山绿根团队现有4名成员，接下来的问题是人员生存问题。就个人而言，王潇现在对职业社工这个身份已不那么看重了。她的想法是，她现在没有特别大的生存压力，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继续投入项目;团队里的另一位老师有本职工作，也可以做志愿者。剩下的两个伙伴则会失去岗位工资，王潇正在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以芦山绿根的名义接一点当地项目，只要不影响社区工作，也是可以的吧?”

    关于未来，她甚至将机构都看得很淡了。“我觉得机构也只是一个壳，一个形式。一定是有一个使命，机构才有存在的价值。而且机构只是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方式之一。”

吕小英

尊严与梦想

     2008年汶川地震时，甘肃平凉人吕小英还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他报名想到灾区去，但没有被学校组织的志愿者团队选中，因为他“不是党员也不是班干部”。但他“前往四川的心从未改变”。

     当年11月，他在长沙一家服务智障人士的机构实习。“那时这行就像一个畸形儿。”吕小英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做项目时，机构让他写一个项目计划书，但他一直没有写，机构也没要。“各方都不规范，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

     对于社会工作，他的理解只是来自于书本：服务性的、公益性的、普惠性的，“盈利是排在后面的”。这就与机构、资方产生了裂痕。另外，在工作方法上，他“只关心那些娃娃，尽可能满足娃娃的需求”。结果他卷铺盖走人了。

     2011年初，吕小英在一片懵懂中终于来到成都，进入成都心家园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心家园”)工作。

     一开始，他被派往彭州灾区，在那里待了近两年，做灾后重建和社区服务项目。2013年1月回到成都后，他遇到一个令他差点离职的项目，正在痛苦时，雅安地震了。他立即动身去了雅安，在那里一待就是5年，直到今年3月10日才回到成都。

    吕小英第一次受到重视来得有些荒诞。那时他在彭州农村参与诺基亚发起的“金色阳光工程”，这一工程在地震灾区共有15个点，主要工作是重建和疏导社区关系。

    最初的日子很不好过。尽管吕小英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但还是会被资方督导责骂，除了自身的原因外，他觉得督导也是在“故意找茬儿”。村里也对他的要求爱答不理，“借什么东西都不配合，镇里面、市里面更不甩你的。”

    一次一个暗访小组突然来到吕小英的办公室，询问当地灾后重建工作—他事后推测应该是彭州市做灾后工作评估的人。“这是个巧合，评估小组到了村里找了解情况的人，当地老百姓以为他们要找做好人好事的，就给他们指了我的办公室。”

    据说暗访小组回去之后向市委书记作了汇报，“说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情况，他们深得民心。”吕小英回忆，“这一下子不得了，我们成了香饽饽。今天记者来采访，明天电视台来报道。”此后他的处境大为改善。另外，因为他对项目有思考，不断打磨，最终结项时，他在15个项目点里排名第二，甚至成为评估项目的评委。“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认可吧。”

    第二次来自他的勇气和智谋。2013年5月17日，心家园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作，为雅安灾区发放卫生包。这个项目有多家机构跃跃欲试，他作为资质最差的一个代表过去谈，“人家去的都是大佬，我就是一个站点负责人”。

    “6000多个包，整整两大卡车。”吕小英计划找当时正在芦山救灾的“铁拳师”帮忙卸货，那个师有个连长是他的老乡。运送环节他则打算联系村委会，清点好每村需要的数目后，让村委会找车，按照数目拉走，自己回去发。

    扶贫基金会觉得他的想法不稳定性太高了，“村里拉回去不发怎么办?”吕小英当即立了军令状，“出了问题，我给你们赔。”

    如他所愿，6000多个包，一天半时间，在他负责的芦山县清仁乡片区全部发完。其他两家机构发了10天，一度引发了哄抢。

    吕小英由此获得扶贫基金会的信任。之后他在雅安从事了5年的灾后重建工作，其中很大一部分资助都来自扶贫基金会。

   “如果不是地震，我们这种草根机构，和国字头的机构合作，太难了。”吕小英觉得改变有时候就是一个契机，“一开始他们那么高，我们这么低，3年后大家都平等了，发现这些国字头的机构还是挺温柔的，也不是传说中的洪水猛兽一样。”

    经历得多了，他就时常用这些心得给同事打气：“干我们这一行的，口水永远都杀不死人，只有拳头才能打死人。”他骨子里是个倔强的西北汉子，在原则问题上很少妥协，所以也有过谈崩合作的经历，“我让他改一下协议，他不改。不改，就算了。”

    他似乎有底气这么干。现在成都正在推行的本土社区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他在雅安的5年中摸索出来的。“这个东西是很宝贵的，一个社区里面要有本土组织，但是怎么去培育这些人，没人知道。”他说他5年里就干了这一件事情，“都不好意思说，但过程艰辛曲折，休息时间加起来不到两个月，累得够呛。”

    在雅安时条件艰苦。“住毛坯房，冬天冻死，夏天热死，跟叫花子一样，苦哈哈的。”志愿者走得差不多了，他甚至拉来全家帮忙，“妈妈过来帮我带孩子，老婆辞掉西安的工作过来帮我做项目。”

    回到成都后，恰逢心家园与成都伏龙社区达成社区营造的合作。对吕小英来说，这可能是他从业10年以来和资方最舒服的一次合作——即使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百里挑一”。他不止一次用这个词形容伏龙社区。他在伏龙社区的工作主要分为两大块：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社区工作者、探索出一套日间照料中心的模式。

    在吕小英看来，现在大环境在变好，资方与NGO的关系已变得现代，成为平等的伙伴式关系。“以前是找一个下属来做这个事情，现在是找一帮兄弟来帮我做。”虽然这个转变有些漫长，但吕小英仍然感到欣慰，“10年，就这样一个进步，虽然有点慢，但还是不错的。”

    具体到伏龙社区，这种关系还是充满偶然性。“社区主任也是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我们理念相通。她是80后，比我还小，她知道作为一个社区主任自己不能太强势，因为她强势的时候，社会组织就弱化，失去一个平衡的环境。”

    但有些东西还需要更多理解。吕小英有点厌烦各种工作报表，“我们做社区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很多东西无法量化。所有报告都用数据堆积起来的时候，就失去了社会组织人文层面的一个意义。”

    虽然各方都在进步，但在整个行业进入一种良性发展之前，吕小英的搏斗姿态可能还要坚持很长一段时间，那是一种更大层面的博弈——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社会组织普遍没有造血能力的现状，提高社工待遇，“能去对抗社会现实”。

    吕小英甚至盘算过，未来可以回到甘肃老家，联合老乡成立苹果基金，走企业的路子，然后去支持社会组织。“我要改善一线社工的待遇，留住天生有情怀、有专业，热爱公益，又认同社工理念的年轻人，让他们活得更有价值和尊严。”

    他还有一个终极梦想：“通过努力，等到哪一天，我们把我们自己消灭了，人人都成为社工的时候，也就不需要我们了。”

成都市公益慈善联合会理事长周晓翔

问题与方向

    汶川地震发生当晚，《成都日报》的评论员，51岁的周晓翔跑去献血，由于排队的人太多，直到第二天才献上。

    他在此前很早就介入环保领域，曾经帮助王克勤在四川开展“大爱清尘”公益活动。这10年里，他逐渐成为成都公益圈的领军人物。

    他忆及当年大量NGO出现在灾区的意义，“在紧急情况下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但雅安地震之后，他开始意识到一些问题——灾区社会组织生存尴尬，资源导向型组织越来越多，社会组织两极分化……他开始反思，并着手组建相关平台，担任成都市公益慈善联合会理事长，试图打造一个良性公益生态圈。

    他不否认10年来社会组织给灾区和成都带来的变化，“发展比不发展好”。他记得当初雅安地震时，当地政府官员听说NGO来了，问：“来干啥?能干啥?能帮我修房子吗?”专门负责社会组织协调的“地震救灾志愿者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曾经收到过一个县的请求，要求解决6个亿的资金，90%用于修房子。周晓翔看到后苦笑：“这哪是我们社会组织干的事?”

    前几天他遇到雅安群团的相关负责人，对方告诉他，当年他给雅安党政干部上课时，“那些人都是瞪大眼睛的”。有人甚至认为“非政府组织当然是跟政府对着干的”。

    而2013年后，情况显然不同了。雅安在市县镇村建了四级群团服务中心，诞生了200家社会组织，培训了1万名社工。而成都截至今年3月，已有1.1万家社会组织，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态势，“成都已成为北上广之后的公益第四城”，周晓翔说。

    但周晓翔认为，按照社会组织的本意来说，真正的社会组织应该是需求驱动型的，而现在成都的社会组织基本都是资源驱动型。这一现状和两次地震有关。当时灾区短时间内聚集大量资源，从而催生了成都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组织，他们天生就是资源驱动的。另外，近几年在成都政府购买政策的东风下，也催生了不少资源型社会组织。

    “现在很多社会组织几乎沦为政府的傀儡，所有资源都从政府那里来，所有事情都为政府做，所有人都要看政府的脸色。没有能力募款，更没有能力研发产品，没有造血功能。”周晓翔认为这是一种“跛脚发展”路径。

    他曾考察过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公益生态，得出结论——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组织应该是“三足鼎立”，即收入分为三部分：政府购买、社会募资和服务收入。而当下这种生态，只有一足，“要么玩死，要么附庸。”

    另外，社会组织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做得好的越做越大。某基金会高层曾向周晓翔抱怨说，现在都是被裹挟着往前走，感到很头疼。“我的意见是社会组织规模不合适做得很大。”周晓翔说。

    而小的社会组织则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一些灾区的社会组织在进入时并没有想好退出机制，随着当地人对他们的依赖感越来越强，受制于地域空间，再退出成本非常高，而此时灾区的资源已经没有当时那样丰富了。

    “现在已到了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周晓翔认为现在需要从能力建设、规范、倡导和引导上下功夫。他沉下心，开始“做一些倡导性的务虚性的工作，引领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评估。两年前，周晓翔参与了相关机构发起的一个关于参与式评估的研究课题，这之前他意识到行业内评估“过于简单粗暴”。“一个社工系的老师，带上10个学生，捧着成都市出台的一本社会组织评估等级标准，按标准打分。这些学生对公益项目根本不了解，无法进行实质性交流，最后就成了评材料。”周晓翔说，很多NGO对此非常反感，戏称自己是拉着拉杆箱来的，里面是一箱材料。

    一个夸张的例子是，某个2万块钱的项目，仅做评估材料就花了5000元。

    “所以我们现在推参与式评估。汇集日本及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参与式评估的一些经验和标准后，我们跟踪了成都当地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一年后讨论，形成一套成都标准。再从社会组织里寻找做过项目的人，自愿报名来上课培训。”周晓翔说。

现在，参与式评估培训班已开了两期，将近100人受训。“等到有150个人的时候，再选120个人出来，经过考试和民政局认定，就从社区营造项目开始，请他们来做参与式评估。”周晓翔已经收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学员们的评估实践得到较好反响。他觉得找到了一个好的方向，用这个方向去引导项目的规范。

    另外，社会组织的规范需要从财务和项目上下手。“我们经常举办财务培训班，现在又重点打造筹款平台。我们准备专门找一个团队，来为小伙伴们筹款。平时就不断进行筹款培训。”周晓翔说，“(我们)就是告诉社会组织，不管你大小，根据你的需求设计项目，即使没有资源对接你，也要有能力去筹，这才是能力。你不能因为哪个街道有8万块钱，他们想干什么，你就设计一个项目。”

    除了努力改变“成都现在这种学究死板的评估和低下的筹款现状”，周晓翔眼下正牵头写《成都社区营造指南手册》，他计划以后再写一本《成都的参与式评估》。“这些书对整个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组织都有指导意义。”他说。

    这几年里，一些资助型基金会开始往回走，亲自运作项目。“我的态度很坚决，(即使社会组织能力不足)做不好也要做。”周晓翔认为，“基金会的专业就是筹款，对捐赠人负责，你满足不了所有需求，你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只能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在周晓翔看来，现在资助型基金会开始变得保守不仅是因为执行NGO的能力问题，更在于基金会的观念问题。“一朝有了钱，就变大爷了，动辄店大欺客。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他说，“你不能因为能力欠缺就不让人家做了，能力是在不断做的过程中训练出来的。”

    对于成都社会组织的未来，周晓翔认为只有彻底质变之后，才会迎来又一次蓬勃发展，届时成都的企业也才会开始醒悟，理解现代公益，将公益常态化，良性的公益圈才会形成。

来源：《中国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