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发展简报 作者：柬言
随着经济的腾飞，厉害了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国梦”及和谐社会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在此大背景下，作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第三种力量，公益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公众参与社会组织的意识和公益情怀日益高涨。本着“弘扬大众公益心，倡导社会公益情”的公益理念，公益之风已逐步在中国社会风行起来。越来越趋向社区化、平民化、成为社会所必需的组织机构，用独特的方式呈现中国本土公益慈善的厚积薄发。
据《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国共有65.8万个社会组织，超过1亿人的志愿者，这些生力军广泛分布于社会各领域，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发热发光。
回首我国的公益事业，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成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兼具国际化因素与中国特色，先后经历了公益理念启蒙、公益行动探索、增进社会共识等阶段，浓缩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公益发展历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走过了一条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曲折之路。
如今，“尽我所能，人人公益”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成为时下流行的微公益。“人人公益”的愿景是好的。然而，这需要强而有力的公益专才去引领、去带动、去营造和预备。
毕竟，公益是指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的，以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追求目标。不只停留在“奉献，牺牲”上，而是要具备高技术含量地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更好地服务于目标群体。
这就要求在善行和服务质量上，力求卓越、精深完善，要专业化、系统化、持续化，以适应新形势、新需求。
记得有篇《****对中国义工大声呵斥：“住手”》的微信文章传的很火。中国义工去海外援助难民，见到瘦骨嶙峋，衣不遮体的孩子就发物品，导致很多小孩公然站在路上拦车要钱的后果。让孩子以为贫穷可以成为不劳而获的谋生手段，使之更加贫穷。
有时候简单、粗暴地所谓行善会带来更坏的后果，真正的慈善需要智慧。
笔者前不久采访了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李萍女士，她也提到：“我们为机构服务的过程中看到了对儿童群体的认识性不足，专业性不足、工作方法不当。比如在支持一家本土机构时，发现他们的目的原本是想帮助流动儿童提升自信心，更好地融入到城市中。但在实际操作上他们不懂得儿童工作的方法，工作过程中包括对儿童的态度，其实是在伤害儿童。而此类情况，在现在的公益机构里面普遍存在。”
我们往往满怀激情地去做公益，但服务对象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不清楚。好像只要有一颗帮助的心，有一个要拯救地球的梦想，不清楚不要紧。我们千辛万苦搞来了网球，一定要把网球送到服务对象手里。因为我们喜欢，所以服务对象也喜欢，很少考虑服务对象其实想要的是足球。
如果我们不专业，不改变。当有许多许多的不专业的人在服务许多许多的对象时，有多少人得到的是帮助?有多少人得到的是伤害?
这些来自基层的例子说明，做公益有情怀固然好，这是我们踏入公益领域的起因，但若想在公益这条路上走得长远和有意义，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需具备专业性的态度和技能，才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善工，否则好心办坏事。
经历在公益实践中真枪实弹的洗礼，那些缺乏知识和技能，程度不高，难以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多样化、系统化服务，无法有效地应对和解决新生的、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公益机构，终究会遭到淘汰。
同理，慈善家有钱有情怀，捐款让别人去做。但这个“做”存在天壤之别。同样是捐100万，最后实际效果却是截然不同，这是需要好好探究的。
把一百万的捐款管好容易，但当有两千万、两个亿甚至更多的捐款在手时，如何把每一分每一角都花得恰如其分，并不是所有人或机构都能胜任的了。
“爱不仅仅是一种心愿，也是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需要政府、企业家、慈善机构共同去构建和培养。
企业家认识公益的三种方式及专业性体现
陶传进教授2017年3月7日，笔者参加了由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正和岛公益和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北京基金会能力建设工作坊”讨论会。
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及公共政策学院陶传进教授分享了五个层级和“专业性”的关系，把“专业性”引进基金会的等级评估指标等一些耳目一新的信息，现场还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选择：企业家认识公益的三种方式，你赞同哪一种?
这三种方式分别是：
1、 散财
2、 企业管理特长进入公益领域
3、 公益领域存在自己的专业性企业家进入公益圈需要一个周期过程。
初期企业家把钱散出去，随着渐入公益圈，会觉得企业家的精神比公益组织管理要棒，我们企业管理才叫管理，因此在散钱的同时，把公益组织的管理，甚至项目运作大致简化为或约等于企业家那套管理系统。只有当企业家资助方在公益领域浸泡久了以后，意识上才慢慢产生突变，真正进入公益领域，领会到公益也有与企业不一样的自己的专业性。
你赞成哪一种呢?第一种没有公益，有钱就代表一切;第二种有企业家的管理风格，再加上钱;第三种是企业家就是有钱，但不代表一切。如果赞同第三种的话，恭喜你进入公益“专业性”认识最高层级。赞同第二种，也不简单，至少知道要用企业家的精神把公益做好。如果进入第一种，也很不容易，真的想把钱散出来的人还不是很多，很多人只是想换回一些自己的利益。
那么，什么是专业性?专业性就是使用资金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有本事把钱用好，让帮助对象获得最大受益，这就是“专业性”。有了专业性，你的定位和自豪感，给员工申诉高工资都有依据。
“专业性”决定公益组织有没有信心。企业家有钱，我有什么?有没有叫企业家敬佩的，我有专业性。足可以让企业家放心把钱发挥到最好的效果。另外，我和你平等对话，你有钱，但没有我这个本事。敢于向企业家表明我就有本事，我有本事是对你最大的尊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现代公益资助运作的最高境界。
所以，陶传进教授认为：公益机构和慈善组织常以慈善者或者慈善家自居的，其实真正的公益机构和慈善组织做到高层次的时候会把这一块的利益，恩和德让给捐赠人，而不是说自己是慈善。慈善组织的特长和定位是专业，而不是慈善，尽管筹款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是把这份功劳尽量多地让给捐赠人，叫捐赠人感觉到，是我在做慈善，你在做专业。
为什么捐赠人把钱捐给你?叫你递给别人呢?陈光标为什么不捐给别人?就是不相信别人，不相信把钱会全部用出去，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不相信把这个钱花好，转化为专业化的服务。所以，企业家选择做得好的去捐赠是本事，而不要把钱从一方递到另一方再递到第三方。
现在政府购买服务也是这样，加上购买服务路径越来越多，平台越来越多，钱越来越多，出钱的量远远高于社会组织的胜任量。在出资方占主导地位和市场的当下，靠什么取胜。
政府把项目摆上来，看谁行，在甄选。企业家说有企业家精神，管理很棒;慈善组织说我很善良，有公益情怀，但是把这些队伍拉到政府购买服务的平台，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展示就经不住考验了。能够把项目胜任完成的，寥寥无几。
为什么呢?我们即有公益情怀，慈善精神，又有企业家精神和本事，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答案也在这儿——“专业性”。
所以说，企业家精神不等于“专业性”，或者至少在多数情况下不等于，公益情怀，慈善精神不等于“专业性”。
想提供服务，只有做到自身功夫硬，才能获得认可。针对“专业性”不能一概而论，专业性需要引入公益项目的五个层级来分析。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专业性，第一层级专业性是相对较低，高层级相对较高，现在社会中高层级的需求相当紧迫，低层级的需求相对宽松一些，但是公益的供给大量挤在低层级，少量进入高层级。项目在不同的层级就会有不同的感受。
公益慈善项目的五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散财。把慈善捐赠叫散财，就是指用钱来解决问题。这个孩子看病就缺钱，有钱就解决问题。倒回到一百年，一千年，那段时间真的是给钱或者给米就解决问题了。 给钱非常难得，也可以做得很棒。但是涉及到几个问题：我给钱最容易为了满足我自己，而不是你们，因此给钱的过程中，高高在上，咄咄逼人，伤害人家的文化和尊严。同时容易给对方造成养懒，怎么保证给钱的同时，对方的积极性还能激发出来。这些问题都需要有答案。
第二层级流程化公共服务。多年前，爱佑基金会做先天性心脏病，好多企业家来捐钱，并做理事，决定探索一条用企业家的精神和企业家的钱做公益的模式，不相信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结果就在第二个层面做得相当棒。把儿童先心病从儿童的筛选，是否贫困、资助多少、什么类型、价格、入院、手术、出院、回家，做得这套流程相当细致，儿童先心病所有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了，还做了一个小册子，希望引用这套流水线——社会公共服务的流水线，引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都有了，不用探索了。并且还影响了我们国家后来出台的一个政策，给孩子做先心病手术带来了福利，所以这是做得非常漂亮的一件事，这就叫流程化。流程化好还是不好呢?节省了管理成本，避免了好多问题的出现，增加了效果。但另一方面，大家想一想，如果从这个门进，从那个门出，像流水线一样走过的话，会感觉到特别没有人情味，冷冰冰的，没有一个创造的空间，没有一个互动的空间。接下来，第三个层级和第四个层级比第二个层面超越了。
第三个层级就是社会服务。政府购买的服务中，社会服务类型是最多的。老年人服务、儿童服务、妇女服务、助残服务。《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依法推进公益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促进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发展。切实保障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那么在社会服务中最难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想给他，我想教育他，我想影响他，我想给他增能，但是根本不理我怎么办呢?这时候就不能用流水线，而采取社会服务。比如外面的流浪儿童，其实有60%或者更高的人自愿流浪，拉回来必须强制，现在又不允许强制，这就导致了你的善良和尊重对方的意志发生严重的冲突。有没有本事，叫流浪儿自愿愉快回家。每一个层级都有专业性的答案，社会服务再复杂都和社会治理相并列。三和四级是平级的。
第四层级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不是给人提供服务的，而是召集大家参与讨论、携手、决策，形成一个自我服务小组，重新架构一个体系。比如计划在学校安置一个性教育的情爱小屋或游戏小屋，但如何进入学校的运转体系中，涉及到一个群体和机制的问题，怎样才能激活，动员起来，参与进来，以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问题。现在在社区的改革，面临的问题较多。政府把职能转移出去给社区，但社区接不起来。为什么?大家组织起来接这个功能，组织活动、动员活动非常难。比如北京密云一个希望小镇，村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自我决策，最后因为补偿标准，建房规格等演变成了社会动荡。简而言之，没有这本事做这事是很可怕的。
第五层级社会创新与变革。架构与创新，公民社会，用社会创新和政策倡导来讲，这里点到为止。落到不同的层级遵循不同层级的规律。社会治理是民主社会建构最关键的道路，不要停留在慈善，一旦能做出这块，功能自动就会包含这块，所以为什么要提倡高的呢，原因就在这儿。
每一层级都有自己的专业性，也有共同融合的趋势。这就是五个层级的主要思想，关键结论。
非专业性带来的滞后
此外，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慈善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如果专业不具备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公益的层次比较低。我们国家为什么捐赠款项和运作项目总是局限在低档次的慈善，往公益，往社会创新一直走不上去，就是因为专业化程度不够。
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导向下，公益组织走出国门，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现在大家都在喊“走出去”，要跨出国门，要国际化、全球化，这就像是顶层的“诱惑”。然而，我们拿什么走出去?有什么资本走出去?有可以给对方带去创新的东西走出去吗?我们的公益现在成熟吗?中国的公益难道也像中国不文明游客在海外受歧视一样遭遇落汤鸡的下场。
作为与政府和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设计、战略或者眼界，这个战略和眼界是要看到这个领域往哪儿走，该怎么走，专长是什么。你才能够自信地与社会权利部门相沟通、相对话，你才有自己的尊严。无论哪个领域都需要我们有专业和有对专业进行支持的社会资源。否则，将影响我们公益的进程和发展。
如何培养公益专业性人才
随着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大众对公益专业性的要求也日益提升，相应地带来了对公益人才的挑战。只有激发慈善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和专业化才能保证中国公益就是国际公益，更快实现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与此同时，需要我们冷静思考的是，中国公益慈善的繁荣背后却暗藏隐忧，一直触底未反弹。从红会危机，到深圳罗尔事件，近年来在跨地域、跨群体公益慈善公共话题中，各种负面信息伴随着“情感共振”不时出现，表露出社会组织的某种脆弱和不成熟，更揭开了公益慈善队伍专业化程度低、人才稀缺的短板。
国内教育机构能否为此培养输送专门人才?这是各类慈善组织发出的教育需求信号。
一、内行稀缺——时代呼唤公益慈善
教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公益慈善人员虽受教育程度不低，但普遍缺少从业经验，基金会员工中有3年以下经验的占近70%，10年以上的仅占3.7%，在公益传播、项目营销、筹集资金、管理方面，人才的专业能力建设滞后。
然而在“供给侧”——国内高等教育的现有专业目录体系中，并没有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专业设置，只在少数高校招收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社会工作、社会学等专业的研究生，这显然无法满足蓬勃发展的市场需求。
一面是日益增长的公益热情，一面是公益人才培养的“真空”尴尬，无论行业还是高校都开始将目光转向人才培养领域，如希望工程创始人之一、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所说：“公益慈善事业面临的许多障碍，原因都归结到‘缺人’两字。”
二、“嫁接”招生——搭建开放的教学系统
当然，这不凡有一些有识之士，组织和机构，以项目、沙龙或嫁接的形式开展合作办学，启动人才培养计划。如：“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小鹰计划”、“慈善千人计划”、“公益星火计划”等。
2012年5月，由北师大珠海分校、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合作创办的全国首个公益慈善管理本科专业正式招生，并成立了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专业设置采取“2+2”模式，订单式培养公益慈善管理人才。
继北师大珠海分校首家创办慈善专业本科教育之后，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也尝试进行四年制本科招生，深圳大学则以“辅修双学位模式”招收本科生。同时，有更多高校以设置专业研究方向的形式培养研究生。
此外，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等4所学校相继开办公益慈善职业教育。“可喜的是，2016年，公益慈善大专课程列入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而北师大珠海分校、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均已向教育部递交了试办‘公益慈善管理’本科专业的申请，这些都表明刚刚起步的慈善教育走势良好。”金宝城告诉记者。
不难看出，目前有限的慈善教育多依托传统的方式拓展办学资源，“借力发展”，一时还难以满足公益慈善领域旺盛的专业人才需求。但各地的初步实践表明，高校与行业组织、大型慈善机构协同创新，跨界培养，是现实选择。拉开了专业化培养公益慈善急需人才的序幕，对直接推动现代慈善教育起到了意义深远的作用。
公益慈善是一个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构建，也是建设幸福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法的出台，为公益慈善人才的培养创造了日益良好和宽松的发展环境。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课题，它需要政府、公益慈善机构、高校和企业合力，营造一个公益慈善人才成长的土壤与机制。
“人才红利”将是中国公益发展的重要引擎。古今中外，得人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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