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一篇认真严肃的、试图从整体上描述行业处境、同时构想未来道路的文章了。
在成都市第十届“603社区公益慈善主题活动”上，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健刚发表了题为《重建附近，重建世界：社区慈善的中国经验与世界道路》的演讲。
他把过去十余年中国社区公益从资源涌入、组织扩张走向行政化、建制化的过程，概括为从“社会繁荣”转入“社会韧性”。面对“治理吸纳慈善”带来的现实困境，他提出“重建附近”与“公益小生境”等概念。
这篇文章非常值得关心中国民间社会生长、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伙伴一读。
“附近”、“韧性”都不是新的概念，但朱健刚将这些概念放进了“治理吸纳慈善”的背景中，试图回答一个行业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当公益慈善被更深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社会组织还能不能保留自身的问题意识和行动能力？在行政管理、市场交换和私人生活之间，是否还可能生长出一种由普通人共同参与、具有自我维系能力的社会生活？
文章没有回到国家与社会彼此分离、相互对立的旧框架，也没有简单地把适应治理体系视为唯一出路。朱健刚试图提出第三种可能：社会力量的价值未必只表现为与政府保持多大的制度距离，也可以表现为它能否扎进国家和市场都无法完全覆盖的生活世界，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普通人重新获得共同处理身边事务的能力。
这是一种新的理论描述，也是一种在既有国情之下的行业发展设想。
从“社会繁荣”到“社会韧性”
文章首先对过去十余年行业变化的进行了概括。
文章认为，汶川地震之后，中国草根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迅速发展。社会资源不断进入，大型基金会开始支持基层组织，一些地方政府也通过购买服务释放公共服务需求。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出现了一批社区基金、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项目。
在那个阶段，行业普遍相信，通过专业组织、现代制度和跨界合作，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理性、有效的公益体系，社会组织也将在经济增长、资源增加和制度建设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朱健刚将这个阶段称为“社会繁荣”。这种繁荣既表现为机构和资金的增长，也表现为整个行业对专业化、职业化与组织扩张的信心。一个社会组织只要能够完成注册、建立团队、获得项目、提供专业服务，似乎也就代表着某种社会力量正在成长。
但后来的变化表明，组织的增长与社会的生长并不是一回事。
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带来合法性、项目和资源，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组织自身。朱健刚将这种变化概括为“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专业建制化”。
这是一个蛮值得咀嚼的概括。
当社会组织越来越依赖政府项目和考核体系，项目目标、工作方法与表达方式也越来越容易被行政逻辑反向塑造。社会组织忙于完成指标、制作台账、填写报表，却可能逐渐失去社会动员能力，也失去自身的问题意识和行动激情。
这正是“治理吸纳慈善”比“行政吸纳社会”更深入的地方。公益慈善并没有被排斥在国家治理之外，恰恰是因为它被更加充分地纳入治理体系，其功能得到重视，资源获得增加，组织行为才更容易受到治理目标的塑造。
因而，治理吸纳不是简单的支持或者限制，而是承认、合作与规训同时发生的过程。公益组织获得了一个位置，却未必拥有定义这个位置的能力；它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但问题由谁提出、目标由谁设定、结果由谁评价，仍然存在复杂的权力关系。
朱健刚并没有否定政府购买服务，也没有主张社会组织重新退回政府治理之外。他似乎承认，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中，社会组织很难仅凭法律身份、机构规模和专业能力，获得一个完全自主的行动空间。继续期待外部资源不断增长，或者期待社会空间伴随组织扩张自然扩大，不太现实。
他提出把行业的价值落在“社会韧性”上。
何谓“社会韧性”？
过去，人们经常用机构数量、资金规模、政府采购金额和职业化程度衡量行业繁荣；朱健刚主张把评价尺度改成：当危机到来时，人与人之间是否仍有连接，社区能否自我修复，普通人能否参与公共生活，社会能否在原有关系网络断裂之后重新生长出生活秩序。
这并不只是把行业目标从“大”调低为“小”。它实际上主张调整传统的观察社会发展的方式：
比一个地方有多少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些组织有没有让原本分散的人建立联系；比完成了多少服务项目更重要的，是居民能否从服务对象变成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比机构自身能否继续生存更重要的，是一次项目结束之后，社区是否留下了继续讨论、协商和行动的能力。
这些年，行业没少谈论韧性。
但如果韧性只是对收缩的适应，这不过是给退潮换了一个更体面的说法；只有当微小的联系仍能积累公共行动的能力，韧性才是另一种形式的生长。
“公益小生境”：从组织成长到社会生长
“公益小生境”是这篇文章的更值得关注的概念。
这个概念借用自生态学。当一个宏观生态系统遭遇震荡甚至局部崩溃时，某些拥有特殊微气候、物种组合和内部循环的局部环境，仍然能够保存生命，并可能成为未来生态修复的火种。注：借用生态学"小生境/生态位"（niche）框架分析公益：学者魏晨于2019年曾在CFF年会上提出类似论述（"大生境中创造小生境"），“公益小生境”完整说法由朱健刚提出，并将其系统化为社区慈善的理论概念
朱健刚认为，社区慈善的价值，就是在行政化或过度市场化的基层社会中，为普通人和困难群体保留这样一个局部环境。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行政管理与被管理，也不只是市场交易，而是共同生活、彼此照料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关系。
“附近”可以成为公益小生境的现实空间。
项飙提出“附近的消失”，主要是在描述现代人的经验危机：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参与遥远的宏大事件，却对楼道里的邻居、生活的街区和身边的公共问题失去感知。个人与宏大世界之间的中间层次被逐渐抽空，只剩下一个抽象的总体和一个孤独的自我。
朱健刚接续了这一社会学的诊断，但他往前推进了一步：试图把“寻找附近”转化为“组织附近”。
在他的观察中，社区公共空间并不只是社区花园、健身设施和活动场地。政府投入资金建设出来的物理空间，如果缺乏居民的真实参与，仍可能只是一个漂亮但无人使用的“行政空间”。真正的公共空间产生于具体生活：居民因为环境改善、流浪猫安置、儿童托管、老人照护等共同问题走出家门，在社区咖啡馆、小酒馆、农夫市集或者一张议事桌周围建立联系。
朱健刚还特别关注城市社区内部的隔离。在外来人口聚集的老城区，本地人与外来人、不同职业和利益群体之间，可能生活在同一片物理空间，却缺乏真实交往。社区慈善通过文化活动、志愿服务和日常协作，让原本被视为管理和服务对象的人逐渐进入社区关系，表达自身声音，并形成对所在地的归属感。
为了让这些零散的联系能够持续，他提出由社区基金、枢纽型社会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社区自组织与志愿者网络共同构成“社区公益价值链”。资金、专业能力、组织协调和居民参与不再被分割为孤立项目，而是在社区内部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微观生态。
这套构想真正值得留意的，不只是社区慈善应该采用什么工作方法，而是它试图重新回答了公益究竟“生产”什么。
传统公益项目通常生产可以统计和核验的服务结果：帮助了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活动，解决了哪些具体困难。“公益小生境”则把另一类不容易进入报表的成果带回行业视野：信任、关系、参与、协商，以及人们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同一项社区服务，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结果。它可以只是更加高效地完成既定任务，也可以让原本彼此孤立的人发现共同处境，把个人生活中的困难转化为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建立稳定联系。前一种服务主要增加治理效率，后一种服务则可能让社会自身获得生长。
由此看来，“公益小生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独立，也不是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自治。它更接近一种局部的、关系性的行动能力：社会组织未必拥有强大的制度自主权，却可以通过长期在场、居民参与和关系连接，生成一种无法被行政命令与市场交换完全替代的公共生活。
过去，人们观察社会力量，往往首先看组织是否独立、边界是否清楚、相对于政府拥有多大的自主空间；在朱健刚这里，观察重点发生了变化：公益组织能不能把人组织起来，能不能形成公共空间，能不能让居民从接受服务的人变成共同处理问题的人。
这一理论推进是有启发性的，但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不可替代性并不自动产生社会自主性。一个公益组织可能因为服务能力突出而变得不可替代，也可能因此成为更加高效、更加专业的治理末梢。如果问题仍然主要由政府定义，资源仍然主要由行政体系分配，居民参与仍然只是完成既定目标，那么“错位协同”也可能只是功能更加精细的吸纳。
朱健刚一方面清楚看见行政化、官僚化和形式主义，批评那些只有牌子、口号和数据看板的“伪创新”；另一方面，他又把“政府牵头、社会主导、居民参与”视为一种可行结构。需要仔细辨析的，是这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社会主导”是拥有一定的问题定义权力，还是只在项目执行层面使之落地？“居民参与”是表达意见、影响决定，还是参加活动、配合执行？
如果缺少适宜的制度环境，“政府牵头、社会主导、居民参与”很可能在实践中变成“政府定义、社会执行、居民配合”。
“附近”本身也不应被浪漫化。社区可以生产互助和信任，也可能保留熟人社会中的排斥、父权、地方保护和多数人的压力。一个充满温情的共同体，未必天然拥有公共性。它是否允许不同意见出现，外来人口和较弱势的群体能否真正表达，内部资源的分配是否公允，都会影响公益小生境最终成为社会生长的种子，还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网格化治理”。
这些问题的提出，并非对文章构想的否定。恰恰因为“公益小生境”试图在现实结构中寻找社会生长的可能，它就必须承受这些现实张力。朱健刚提供的不是一套已经完成的制度方案，而是一种有待探索、有待验证的公益发展路径。
从“附近”到“世界社会”
如果把这篇文章放进更长的思想脉络，它讨论的是一个古老而又迫切的问题：当国家和市场越来越强大，个人却越来越原子化，人们还能在哪里获得共同生活的经验？
“附近”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危机到来时，邻居可以互相递送物资。更重要的是，附近处于抽象制度与私人生活之间。国家面对的是人口、网格和治理对象，市场面对的是消费者、劳动者和交易主体；只有在附近，一个人才可能作为邻居、伙伴、志愿者和共同生活者出现。
朱健刚所说的“生活感”和“活人感”，本质上是在恢复一种无法被行政分类和市场定价完全覆盖的社会关系。
文章因此带有一种反思现代市场社会的思想气质。它不相信高度职业化、制度化和追求效率的公益体系可以自动解决社会问题；它珍视日常生活、互助传统和普通人的参与，反对把居民变成项目数据，把社工变成填表人员。社会不是制度设计者在办公室里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共同生活、互相照料和具体协商中逐渐生长出来的。
但朱健刚也没有简单沿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他批评行政吸纳、指标考核和“伪创新”，同时并不准备让社会组织退出国家治理体系；他希望社会力量进入治理，又不在进入之后失去自身价值。
这未必是理论上的含混，更像是对中国社会组织现实处境的一种回应：完全脱离现有治理体系，社会组织很难获得稳定的资源和行动空间；完全依附治理体系，社会组织又可能失去发现问题、连接社会和形成公共生活的能力。
也正因如此，文章关于“从社会繁荣到社会韧性”的判断具有双重含义。
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成熟。行业不再迷信规模增长、机构扩张和职业化指标，开始重新看见关系、社区、互助和社会自我修复。经历政府购买服务、互联网筹款和专业化浪潮之后，公益重新回到人的生活，而不是继续把自身价值寄托在更多项目、更多资金和更大机构上。
这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退守。当社会组织难以获得更大的制度空间，也很难改变国家与社会的总体结构，行业便转向局部生活，把保存关系、维持生存和承受压力解释为新的发展范式。
究竟是成熟还是退守，取决于如何理解“韧性”。如果韧性只是让组织和个人更加能够承受压力，它很容易成为结构收缩时期的一种自我安慰；如果韧性意味着在压力中仍然保存行动能力、公共价值和社会连接，并为未来的变化留下可能，那么公益小生境就不只是躲避风暴的庇护所，也可能成为社会重新生长的种子。
文章并不满足于为中国社区慈善寻找一条现实出路。朱健刚提出，这些在“党领共治”和“治理吸纳”中形成的社区经验，也可能具有世界意义。在逆全球化、社会极化和公共生活衰退的背景下，中国并不是唯一需要“重建附近”的社会。
海外华人社区的传统善堂、宗教慈善网络，以及四川海惠将本土社区经验带到泰国的实践，都被他视为公益小生境跨越制度和文化边界的例证。由此，他提出一种“世界社会”的想象：世界社会不是由各国政府和跨国资本从上而下设计出来的秩序，而是由分布在不同地方、充满生活温度的公益小生境，通过横向网络彼此连接而成。
这是文章最有雄心的一步，也是最需要持续观察的一点。
从中国社区慈善的地方实践，到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慈善模式的“他者的现代性”，再到由公益小生境连接而成的世界社会，中间仍有不小的距离。海外善堂、宗教慈善和海惠的实践，说明地方经验可以跨文化迁移，但不同制度中的公益小生境是否具有相同的生成机制，它们如何超越熟人关系和文化共同体，又能否真正连接为一种世界社会，仍需要更多经验支持。
朱健刚目前提出的，更像是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的世界想象，而不是一条已经得到验证的道路。
但这种尝试本身已经具有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公益实践经常面临两种选择：或者借用外部理论解释自身，或者强调本土情况特殊，拒绝进入更广泛的比较。朱健刚试图走出第三条路：从中国基层社会真实而复杂的实践中提炼概念，再用这些概念参与对现代社会共同问题的讨论。
在越来越多机构忙于合规、生存和完成项目，行业公共讨论也日渐稀薄的时期，朱健刚重新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公益组织究竟为什么存在？
“公益小生境”给出的设想，不是公益组织还能承接多少治理任务，也不只是它能为居民提供多少服务，而是它能否在人与宏大制度之间保存一个社会生长的空间。社会并不只存在于宏大的制度安排里，也发生在陌生人开始彼此看见、居民愿意共同商量一件小事、一次项目结束后人们仍能继续行动的时刻。
公益小生境最终能否由局部的火种，长成更加广阔的社会，尚无答案。但当一个行业只能证明自己对治理有用，却不能说明自己如何让社会发生，它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主体性，而是公益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来源：共益资本论
|
317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