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行至第三年的腾讯“99公益日”落下帷幕。9月7日到9日期间，“99公益日”共筹得善款超13亿元，刷新国内互联网募捐记录。累计1268万人次参与捐赠，是去年的1.87倍。
“99公益日”是腾讯公益发起的全民公益节，以“一起爱”为口号，用互联网推动“人人公益”。腾讯公益发明了一种新玩法，联合企业伙伴和其他基金会备下配捐大礼包，公众捐款可获相应配捐，起到善款放大的效果，引得公益机构竞相动员“朋友圈”等资源，加入募捐战。
而公益节正式开始前夕，“99公益日”项目“一元购画”刷爆朋友圈，一天筹集1100余万元、超过580万人次参与。该项目由服务自闭症群体的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WABC)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爱佑未来基金会负责善款接收。不过，项目随之引发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等争议。
公益狂欢后，捐赠者们最关心的是：捐的钱流向哪里，怎么花？公益项目的执行，由谁来监督？这些钱能否有效帮助到受助人？
根据国际组织慈善援助基金会（CAF World Giving Index）发布的世界慷慨指数，2015年中国人的慈善程度在全球145个国家和地区中，总分位居第144位，几近垫底。大量的社会资源未被充分调动，公众慈善参与度很低。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公益发展和民间社会作用的发挥。
部分互联网募捐项目的火爆，激发了一些人对互联网公益开启中国公众募捐春天的想象。然而，随之显现的种种漏洞、争议，又不断挑战公众与募捐者之间本十分脆弱的信任关系。如何设置游戏规则？如何理清互联网平台、公募机构、NGO责任，让互联网公益具备开枝散叶的基础？这些问题，亟待回应。
“共享”公募权
今年“99公益日”，共有6466个公益项目参与募款，依托约120个公募机构。
“在这个模式里，拥有大流量平台的腾讯，拥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拥有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公益组织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公益组织将项目提交到腾讯的网络平台，公募基金，会以‘认领’的方式与民间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如此一来，民间机构就可‘借壳上市’。”自媒体“公益资本论”创始人黎宇琳总结。
《慈善法》落地前，长期以来，公募权如“特权”，主要由少量官办背景的慈善组织掌握。终于，2016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慈善法》，开放了公募权。《慈善法》规定，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但业内人士表示，公募权现阶段依然是稀缺的公益资源。而伴随着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兴起，没有公募权的NGO无需政府授权，与公募基金会合作，共享公募权，大有潮流之势。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曾称之为“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公益行业的权力再分配”。
以“99公益日”为例，哪些项目可以进入项目池，腾讯公益采取的是公募机构认领、负责制。根据腾讯公益规则，所有申请参与“99公益日”的募捐项目，都将由具有公开募捐资质的机构负责审核、评估。
“我们在这中间起桥梁作用。”“99公益日”公募机构合作方之一、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蒋昭华介绍，对于前来寻求“99公益日”合作、挂靠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会对其项目是否合法合规进行认证，并对组织做整体考察，具体包括管理构成、项目历史、执行能力、后续规划等等，“看它能否满足准入标准。”
有的公募基金会还表示，自己和草根NGO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挂靠”。
“壹基金支持伙伴联合筹款，是通过联合的方式增加相关项目的规模和覆盖范围，让更多受益人和社会问题得到资源，同时提升‘小伙伴’的能力。”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合作发展副总监、“99公益日”项目督导丁干告诉财新记者，“99公益日”三年以来，壹基金和伙伴机构发起的项目数、筹款金额是逐年递增的，符合基金会方的预期。
另一家公募机构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牛晓透露，“实际上，腾讯每年对公募基金会伙伴是有合作期待的，比如非定向配捐的金额，以及合作伙伴（NPO）的数量等。”相应，腾讯也会为公募基金会提供资源支持，包括传播渠道资源等。
有业内人士认为，出于竞争，公募基金会和腾讯平台都有做大项目池和流量的倾向，这可能导致放松审核。
谁来履行资金监管责任？
那么，又是谁来监管善款使用？
腾讯公益曾向《澎湃新闻》表示，平台上的项目由基金会自己负责执行。“腾讯公益是第三方筹款平台，并不接收善款。”
其认为，腾讯平台更多是提供路径和方法，帮助公益机构做得更透明。今年5月，腾讯公益正式对外发布了首个“透明披露”产品组件，对公益组织需要披露的内容和频次做了明确规定，包括募捐金额、支出数据和执行报告等方面，便于公众清晰理解筹集善款的去向和公益项目的进度情况。
透明度组件与今年“99公益日”准入机制绑定——没有按要求作出完整信息披露的公益组织，不具备参加“99公益日”的资格。例如，对于公募机构，如果其参与了2015年、2016年“99公益日”，需要完成其参与项目数量90%的信息披露；如果是年筹款额大于50万的非个人项目，则需披露所有项目指定信息。
9月4日，腾讯公益联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99公益日白皮书》总结，截至2017年8月，参与2016年“99公益日”活动的3643个项目，有3285个披露了执行信息。其中有四成已经完成项目执行；执行度超过80%、60%-80%之间、40%-60%之间的分别占比10.5%、7.9%、10.6%。而执行度不足40%的项目有556个，占比为15.3%。
对此，一些公益行业观察者认为，监管远远不足。“腾讯作为一个平台没有能力去监管公益组织，所以只能制定一个制度一个框架，这只能说是形式上披露。但形式披露和实质披露，是两回事。”前敦和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霍庆川认为。他目前是一家为公益行业从业者提供信用借款服务的社会企业“金动未来”的创始人。
霍庆川认为，目前，项目后续资金使用信息和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法律责任方，仍是“认领”项目的公募基金会。但是，“对捐赠人专业化的捐后服务，很多中国公益机构做的是远远不够的。捐款完成了就结束了。”
“超过一半的公募基金会对他们所认领的‘99公益日’的项目，几乎没有监管，或者说只有形式上、文本上的监管。公募基金会现有的监管能力不容乐观。”黎宇琳对财新记者表示，这是他在采访多名业内人士后得出的结论。
不少业内人士称，许多公募机构对项目后续执行监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操作和服务，并非其专长。互联网众筹之后，公募基金会在规范善款使用、项目执行等方面，仍在初探阶段。
牛晓告诉财新记者，“去年99（公益日）之后，真爱梦想又给公益伙伴们做了三天的工作坊，主要就是财务方面的规范，项目执行、项目管理的经验，把真爱梦想的经验和方法教给他们。”他表示，今年还会针对“99公益日”，设置类似培训。
丁干则介绍，“在99公益日结束以后，壹基金会按照内部的项目管理流程和相关财务制度，与伙伴签订项目资助协议，按照项目计划书中的执行计划，对所有的筹款项目进行善款拨付，开展项目执行管理和反馈等方面的工作。”蒋昭华称，“99公益日”筹款并不会一次性给到公益组织，依照项目进行的不同阶段分批次拨款，确保公益组织项目合规有序进行。
不过，在“99公益日”募款中，公募基金会实际扮演着多方位的角色，既可以发起自己的项目，又负责审核、认领其他公益项目；既要撬动企业配捐，又要负责接收、拨付善款和监督项目执行等等。如此“游戏规则”下，公募基金会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饱受业内诟病，被认为是公益项目执行监管缺位的根源。
长期观察公益行业发展的《南方都市报》高级评论员张天潘等人士认为，亟需引入第三方监管，以此打消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质疑。
作为第三方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及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慈善中国”的运营管理方，基金会中心网曾于2013年-2016年间，连续三年跟踪芦山地震19亿元的善款流向，并发布了相关报告。基金会中心网总裁陶泽表示，计划于2018年年中，发布第三方“99公益日”善款收入和支出分析报告。
公募的春天真的近了吗？
越来越多的民间公益组织，寄希望借互联网平台，与公募机构分享公募权。
张天潘认为，“‘99公益日’对很多草根组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很多草根组织将其看做救命稻草。”不过，也有不少人士指出，目前腾讯公益的规则设定，并不利于草根NGO。
“对于大范围、高密度、集中式的募捐，我觉得‘99公益日’如果能成为全社会的一个关注点，是一件好事。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进行到第三年了，‘99公益日’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定程度上还是公益圈的自娱自乐。”张天潘对财新记者表示。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中国的捐赠文化依然不成熟。成熟的市场捐赠行为：第一是，有选择、非偶然，捐赠人有领域甚至组织的偏好，能够持续参与；第二，参与不仅是给钱出去，应该注意的是，公益目的的实现、事业本身的结果。
而培育捐赠文化，也需要公益界加强自身建设。
早前，贾西津评价“一元捐画”时曾表示，当前的慈善募捐主要还是侧重“讲故事”，从“讲故事”到募捐的规范化，还有一个过程。“首先是能不能募到钱，多快。如果可以考虑更长远些，包括自身的声誉和公信力，甚至更长远的行业发展，可能信息设置就会不同了。”
“99公益日”虽然带动了公众募捐，让更多人接触到公益。但是，一些公益从业者表达了隐忧：腾讯公益集中抢夺资源式的游戏规则设置，恐怕并不利于提高公众对公益的理解和认知。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系上海第一家民间发起的资助型公募基金会。在其秘书长王志云的观察中，“在‘99公益日’中，很少有人探讨公益组织发展的价值何在？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公众筹款？捐赠人对公益组织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作为一家筹款机构应该坚守的公众筹款伦理是什么，所应该坚持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
她认为，与向政府、企业筹款相比，公众筹款更困难，“因为前者只需要影响一个人，面向公众筹款需要做很多事情，需要非常非常持续，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转化结果。”而作为基础，当前，推动大众募捐环境的意义、筹款伦理和利益相关方的权责边界等等，还未被充分讨论。
“互联网筹款也存在着公益组织、公益项目与捐赠人关系松散，很难建立起长期的关系的问题，如何通过项目反馈和捐赠人服务，来形成与捐赠人之间长期的、对解决社会问题的信任和共识关系，是公益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壹基金副秘书长、项目总监李弘坦言。
【财新网】（记者 黄姝伦 实习记者 任芳言 樊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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